前沿的相对论虫洞研究表明,空间穿越的文化母题并非只是文学家的奇思妙想和基督徒的灵修幻象,实则蕴含着博大精深的物理学定律和多重世界宇宙论。研究发现,庞德诗歌的穿越主题是虫洞理论的时代推演、热烈的科技氛围、诗人浓厚的科学旨趣、悠久的欧美文学和宗教穿越传统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此基础之上,《比萨诗章》把“洛伦兹虫洞”的穿越原理融入到“烟囱”这种寓意深刻的宗教时空隧道之中,通过俗世和天堂两端身心分离的“潮汐力”表征和忏悔、遗忘、忆恩和从善四个典型的基督教救赎信息的传输步骤,建构了天堂与重生等现代艺术王国中神奇的“虫洞工程学”和“空间穿越术”,由此生产出经典的相对论诗学奇喻。

作者简介

郭方云,男,西南大学英美文学博士,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西南大学莎士比亚研究中心和外国语言学与外语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莎士比亚戏剧等)英美文学地图学和(英美现代诗歌)相对论诗学。

埃兹拉·庞德像

1948年首版的《比萨诗章》[1]是庞德整个《诗章》大范围空间位移的缩影:游动不羁的思绪在欧、亚、非、美等大洲之间纵横驰骋,同时又在地狱、尘世和天堂之间上下翻飞,其中蝶形灵魂通过神奇的烟囱穿越至天堂的奇幻场景让人久久难以忘怀。[2] 但问题在于,这种超验的跨时空旅行难道只是宗教幻象,其间是否有相对成熟的科学理论的孕育或支撑?它反映了英美学者无意间忽略的哪些庞德诗歌特征?[3] 又涉及哪些科学与文学、科学与宗教等颇有争议的领域?这些问题既令人费解,也让人着迷,从而构成了本文的选题缘起。本文聚焦虫洞理论的基本要旨及其时代推演、庞德的(相对论)科学旨趣、欧美文学悠久的穿越传统、基督教的升天演绎和虫洞隐喻,从宏观的“洛伦兹虫洞”[4]的穿越性入手,揭示二十世纪理论物理学界伟大的相对论在英美现代诗歌最恢弘的《比萨诗章》[5]隐晦的天堂穿越奇喻及其救赎寓意,同时探索英美现代诗歌中文学、宗教和科学相互融通这一重大时代议题,力图证实文学空间穿越母题的可行性和科学性,为英美文学空间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批评向度。

庞德诗歌空间穿越的科学、文学和宗教语境

英美现代诗人梦寐以求的空间穿越有任何科学依据吗?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及其后来的虫洞理论给出了回答。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宇宙模型认为,具有致高密度的初始宇宙——“宇宙蛋”内部在最初的10-43秒内充满了极度压缩的时空泡沫并在迅速膨胀的过程中演变成无数的“宇宙泡”,在真空能转化成物质的同时形成许多共存的宇宙(人类目前所处的膨胀宇宙只是其中一个而已),各种宇宙之间存在一条相互连通的快捷时空隧道[6] ,1957年被美国物理学家J.A.惠勒命名为“虫洞”(wormhole)。1996年相对论专家马特·维瑟将其定义为“拥有简单拓扑学边界、同时存在非零的内部拓扑结构的时空密集区”,同时把“穿越”严格限定为“人(或相似尺寸和结构的外星人)能够在合乎情理的时间段里安全穿过虫洞并成功返回”的跨时空旅程。[7] 但加州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家基普·索恩和迈克尔·莫里斯才是穿越原理的实际论证者。他们认为宇宙之间存在“洛伦兹虫洞”等持久开放的时空捷径,足够发达的某种宇宙文明可以找到抵达另一世界的入口,但穿越途中必须克服一种致命障碍——由虫洞或黑洞不均衡的引力场引发、足以破坏原子结构的“潮汐力”。而具有负能量和反引力特征的异物质(exotic material)能够帮助人类抵御这种威胁;事实上,“卡西米尔效应”“已经暗示世上可能存在这种物质”[8],时空旅行真正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

但在庞德创作《比萨诗章》之前,虫洞研究取得了哪些具体进展呢?1911年爱因斯坦就已经宣称引力场中光线是位置的函数,即引力作用下光的运行轨道会发生一定程度的位移。[9] 其意义在于,原本时空距离非常遥远的两个空域会因为弯曲极度靠近,时空旅行的难度大幅缩减。之后,奥地利物理学家德维希弗·弗拉姆发现吸纳一切物质的黑洞和拒斥一切的白洞之间存在一个起连接作用的时空管道(spacetime conduit)[10],即后来的虫洞。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德国理论物理学家赫尔曼·外尔则推导出时空体的拓扑学理念——这种一维的管线内部不存在任何空间,其近似于无法获取的广延边界却不属于场本身。[11] 1935年爱因斯坦和纳森·罗森又提出了接通两个宇宙的“爱因斯坦-罗森桥”概念:作为“连接两种二维空间的桥梁”,带电粒子的作用类似于零质量或负质量的时空细管[12],从而初步构建了虫洞穿越的基本原理,为庞德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源泉。

从科学语境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深广,在交通发展和信息革命的耳濡目染中人类的空间意识也面临剧烈的范式变革:汽车的使用大大扩展了人们的生活半径,众多的铁路干线、飞机则让传统的交通方式望尘莫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电报和电话线的使用不仅见证了空间距离的瞬间缩短,也表明瞬时的空间旅行至少在电子语音信号的通道中是可行的。而“距离的湮灭”不仅仅是科学家们梦寐以求的物理现象或科幻小说家的奇思妙想,也不经意间成为人类日常经验的组成部分——正如一位社会观察家所言,“电话改变了人脑结构,人们的生活范围更大,思维更为宽广,从而产生了更为高尚和远大的目标”[13]。其结果在于,科技进步逐渐改变了西方世界相对单一的绝对空间意识,也使得众多现代派艺术家把焦点移向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多维宇宙,空间表征的革新已经势在必行。

在如此浓烈的科学氛围中,众多美国诗人也顺理成章地走向文学与科学结合的道路: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只是18世纪欧洲科学实证主义的文学批评具象而已,而漩涡主义之前有狭义相对论的转轮收缩范例。[14] 三十年代以刘易斯·朱可夫斯基为代表的“客体主义诗歌”尽量调和爱因斯坦前期推崇的逻辑实证主义和诗人主观心性之间的分歧;五十年代囊括黑山派诗人创作能量的“场创作”原则对应的是爱因斯坦后半生力推的、融引力和电磁力为一体的“统一场论”,而光大了“最小作用量原理”的相对论也促使奥尔森等人用朦胧化的浓缩结构表征尽可能多的能指意义。[15] 在此意义上说,科学伴随美国现代诗歌走过了它最光辉的岁月,相对论则是这一历史的主要缔造者,为众多诗人建立了最为基本也最具开创意义的新型空间结构和概念隐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庞德也不例外。在阿迪宗看来,庞德和爱因斯坦都持有类似的科学观:“科学知识让真理获取成为可能”,同时科学拥有知晓现实的头衔——和科学一样,写作的目的就是通达真理,创作的法则也是知识生产的金科玉律。[16] 其中英国相对论科普作家J.W.N.苏利文起到了引路人的作用——1922年8月与庞德在巴黎相遇时,他尽量深入浅出地给庞德讲解爱因斯坦的理论,至于后者听懂多少无从得知,但庞德至少明白“他[苏利文]谈的是爱因斯坦”[17]。1923年,庞德在巴黎遇见了美国作曲家乔治·安太尔,安太尔所信奉的和谐音调让位于整体节奏的艺术观念备受庞德的推崇,而这一思想是在爱因斯坦时空概念下建构而成的:“从宏观的视角看,音乐作品所处的整个时代被想象成充溢着动态节奏机制的空间。”[18] 1928年5月在致法国翻译家、批评家雷奈·多班的信函中,庞德则提及了相对论的时光倒流和H.D.意象派诗歌的内在融通议题:“如果您认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时光倒流,那就意味着相应地需要接受H.D.的诗歌观念及其创作意象。”[19] 从而说明意象主义和相对论存在某种时空关联。1934年庞德的诗评专著《阅读初阶》在论及科学方法的文学适用性时引用了一位法国相对论学者评论爱因斯坦的原话:“科学并不在于发现大量或多或少有些抽象的、与你希望相符的本体属性。”[20] 他以此说明基于观察的现代科学方法有别于中世纪的绝对时空逻辑,这一点尤其值得文学研究者借鉴。这些史料表明,庞德非常关注相对论与诗歌的类比研究,这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比萨诗章》的创作也是顺理成章的。

爱因斯坦与相对论

从另一方面看,欧美文学拥有源远流长的空间穿越历史,虫洞旅行所需的反重力想象也远远早于科学家的实证探索——古希腊作家琉善奇幻短篇《信使》(c.160 B.C)直达月上世界的旋转风洞可能是最为原始的古代虫洞雏形,开普勒的科幻传奇《梦》(1643)中通向深空的神秘通道预测了空间穿越的零重力状态。十九世纪英美科幻小说则开创了文学界的反重力和反物质先河:1827年乔治·塔克的《月球之旅》中的飞行器是在包裹了一层反重力金属后才得以升天的;1835年爱伦·坡的短篇小说《汉斯·皮斐埃尔的绝世冒险》中的升天之旅是塔克反重力学说和热气球理论混合驱动的结果;1864年C.杜鲁门的《登月史志》中的“反重力物质”(apergy)为宇宙飞船提供了推进剂。1901年乔治·格里菲斯的《太空蜜月》用H.G.威尔斯时光机器式的火箭飞船把一对英国情侣送上了火星,自始至终洋溢着神圣而温馨的基督教怀旧情结[21],为1985年卡尔·萨根的虫洞小说《接触》提供了概念支撑。[22] 正如美国学者亚当·罗伯所言,“这些反重力飞行器看似作为一种逃离地球引力的纯粹材料,其功能已远超这一范畴;这种流行的奇喻表明,作为一种天马行空式的自由想象的客观对应物,反式逻辑使得科幻小说与众不同”[23]——它不仅谱写了科幻史上的华美乐章,也为虫洞理论的负能物质概念和庞德等美国现代诗人的空间穿越写作实验进行了充分的能量预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由《接触》改编的电影

与此同时,虔诚的基督徒们也在与众多执著的科学家和文学家一道努力寻找神奇的天堂之路,其中《圣经》至少给出了五种可能的方案:其一,建塔。为了传扬自己的名声,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意欲建造一座通天塔,但上帝利用语言乱象造成了这些狂妄之徒的沟通障碍,从此世界和“巴别”城的名称所预示的一样“变乱”。[24] 其二,梦梯。犹太先祖雅各曾在逃亡途中枕石而睡,并假借梦中的梯子满足了潜意识的登天欲望(《新旧约·创世纪》:28.10-12)。其三,飞翅。尽管《圣经》并未明确指出天使靠双翅在三界穿梭,但《路加福音》证实,在通知民众大卫之子降生的喜讯后,“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去了”(《新旧约·路加福音》:2.15);上帝则乘坐四脸四翅的超自然天物——基路伯[25]飞行,“在风的翅膀上显现”(《新旧约·撒因耳记下》:22.11)。其四,腾云。腾云驾雾也是上帝的法宝,《诗篇》曾说他“用云彩为车辇,借着风的翅膀而行”,极度的逍遥自在(《新旧约·诗篇》:104.3)。其五,穿越。有时候上帝用独有的神技——并未借助任何外力就实现瞬间的空间穿越,在亚伯兰和以撒等人面前显现,然后又突然神秘消失,令人惊叹不已(《新旧约·创世纪》:12.7-26.2)。

当然,科学和宗教也并非想象的那样泾渭分明——姑且不论基督教的创世论和宇宙大爆炸模型对于原初混沌状态的描述有着惊人的相似,单从文学传统和基督教的虫洞隐喻就可见一斑。十四世纪初但丁就是在毛虫般的冥王狄斯帮助下经过地洞回到尘世,由此完成了寓意深刻的跨界“虫洞”之行。[26] 1516年意大利诗人阿里奥斯托的传奇史诗《疯狂的奥兰多》中查理大帝的骑士奥兰多乘着以色列先知以利亚的火焰车直飞月球的梦幻场景让人回味无穷;1611年多恩的讽文《依纳爵的加冕》中撒旦和耶稣共同建立的月上教堂同样让人印象深刻,而前文所论及的1901年格里菲斯的《太空蜜月》则是科学探索和宗教乐园结合的典范。1937年英国哲学家、科幻小说家奥拉夫·斯塔普雷顿的《造星者》中主人翁的灵魂足不出户就完成了星际旅行的壮举。[27] 毫无疑问,这些多彩多姿的科幻传奇为庞德的宗教空间穿越树立了极佳的范本,而《圣经》则成为人虫类比的概念源泉——作为《创世纪》中的上帝造物,人、昆虫和其他动植物一起组成了自然的生态群落。《约伯记》则宣称,“在神面前,月亮也无光亮,星宿也不清洁”;“何况如虫的人,如蛆的世人呢!”(《新旧约·约伯记》:25.5-6)显而易见的是,在约伯眼里,上帝的荣光不仅使星宿失色,也让众生自惭形秽——作为上帝的造物,人和虫并无本质的区别。而自然界中作茧自缚的蠕虫、破茧成蝶的传奇也是受自我欲望所困的人类肉体降解、灵魂得救升天的最好写照。正如奥古斯丁所言,“一切由肉体而生的人,除了是虫还是什么呢?[上帝把他]由虫造成天使”[28],恰似《比萨诗章》中脱困后翩翩起舞的蝴蝶灵魂。

《造星者》封面

值得一提的是,虫洞命名也带有隐喻的宗教色彩。研究表明,1957年惠勒在命名这一时空捷径时非常鲜明地运用了类比手法:“蠕虫啃噬苹果留下的小洞的长度常常比沿曲面爬行的两点之间的[测地线]距离要短。”[29] 虫洞之名应运而生。而在基督教徒眼里,苹果和虫无疑具有特殊含义——偷吃禁果的“人虫”无意间发现了上帝时空穿越的秘密,虫洞也随之成为堕落之道;但对于不甘沉沦的灵魂而言,它又是重返天堂的捷径,由此赋予了虫洞截然相反的两种特殊使命,从而构筑了基督教审美的张力基础和特殊的穿越哲学。

总之,在1945年庞德着手创作《比萨诗章》以前,与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虫洞理论已经发展了近三十年,加上浓烈的科学时代氛围、历史悠久的欧美文学和基督教穿越传统,庞德进行超前的空间写作实验的时机已经成熟,《比萨诗章》进行了寓意深刻的虫洞穿越演绎,其中蕴含了深厚的宗教科学隐喻。

《比萨诗章》的虫洞穿越:天堂、蝴蝶和烟囱

庞德是如何建构天堂穿越的神奇路径呢?他在《比萨诗章》第三章写道:“阿拉克涅带给我好运气;/雅典娜,谁伤害了你?/谁伤害了你?/那只蝴蝶/从我的烟囱中飞走了。”(《比萨》:72)虽然这一诗节只有短短五行,却浓缩了神话、宗教、科学等西方文明的精髓。也许在诗人看来,古罗马神话中复活成蜘蛛的阿拉克涅等骄傲自大的人类和物欲横流的现代文明伤害了古希腊处女神雅典娜的洁净之身[30],也让庞德产生了厌倦之情,意欲变成蝴蝶般的灵魂,通过神奇的烟囱穿越至另一世界。但问题在于,灵魂、蝴蝶和烟囱组成的基督教升天传统是如何形成的?其中的空间穿越蕴藏着怎样的物理学原理和虫洞奇喻呢?

雅典娜与阿拉克涅

从词源学上看,psyche所对应的古希腊语为ψυ-χη',拉丁语为ps〈ymac〉chē——它既有“与身体相对的灵魂”之义,同时也是“蝴蝶”的别称。[31] 从这种意义上说,灵魂和蝴蝶的结合可谓顺理成章。不仅如此,灵魂与蝴蝶的联姻也是世界众多文化体系中的一个典型隐喻,其中古希腊神话、基督教传统和历代文学作品中就有众多类比事例,譬如长着双翅的灵魂普绪刻、上帝植入亚当体内的蝶形灵魂、但丁《炼狱》中的人虫比喻和人蝶影射、歌德《浮士德》中由人变蝶和升入天堂的瓦格纳等。[32] 这些悠久的传统表明,蝴蝶和灵魂的结合不仅仅是一种原始的神秘想象,也逐渐成为一种具有浓重宗教仪式色彩的文化图腾,《比萨诗章》经烟囱而去的蝶形灵魂无疑是一个经典的诗性注脚。

丘比特与普绪刻

当然灵魂破茧成蝶的隐喻也并非完全只是宗教的臆测,同时也符合生物学和物理学的一般原理。古希腊的生物学研究早已表明,蝴蝶一生会经历卵、虫、蛹、蝶四个生命阶段:成虫之卵附着于寄主植物上,孵化后的幼虫从宿主身上吸取营养,在多次蜕皮的过程中逐渐长为成虫。但结茧成蛹时就不再排污纳垢,破壳后再变成带翅的蝴蝶。[33] 在庞德等众多诗人的眼里,这样的生命历程完全可以隐喻循环往复的生命轮回,其中吸食宿主的贪欲和作茧自缚的困境恰似备受煎熬的芸芸众生,而出窍后的灵魂则不再受到物欲的羁绊,如同破茧成蝶一样涅槃重生。更为重要的是,这一逐渐减负的过程遵循了飞行的物理学规律——万有引力常识告诉我们,同一参照系中物体受到的重力和质量成正比,而升力大于重力是物体上浮的必要条件。《比萨诗章》中的蝴蝶则经历了吐丝和蜕壳两次大的减重过程,并在增加了两对帮助推进的发动机般的翅膀后获得了必要的飞行条件。此时受到赐福的灵魂不仅摒弃了笨重的凡身,而且拥有了上帝赋予的天使般的双翼和虔诚的登天意志,升向天堂也就顺理成章了,同时也极佳地应和了《诗章》中引领庞德出入地狱的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学说:人类灵魂的低级部分像植物和动物灵魂一样屈从于物质生产的粗俗欲望,然而“灵魂一旦离开身体就成为它自己之所是,就是它最真挚的生命。因此我们必须脱离下界……要上升到可理知世界,上升到理智和神”[34]。

普罗提诺

但灵魂与烟囱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从语义学的角度看,古拉丁语中的spiritus既代表灵魂,也可以表示“气息”和“气”。[35] 而在《圣经》中气和烟是连结一体的,常常用来表现耶和华怒发冲冠的威严或过眼云烟的世人,其中烟囱般的鼻孔就成了脱离尘世的隐秘通道,在众多西方文学作品中表征为灵魂出窍的捷径[36],由此创建了基督教寓意深刻的身体宇宙图式:整个宇宙类似于微缩的人体世界,天堂和苍穹则等同于人的大脑和天灵盖,气息进出的鼻孔就成了上达天堂的通道。而在法国神学家让·博雷拉那里,这种类比的外延完全可以扩展至教堂——其圆顶形同人的头骨,常常装饰着星星的壁炉好比圣殿的“天眼”:它既是上帝荣光普照人间的通道,也是“‘供奉之烟’上升的烟囱,一种回赠上帝所赐生命气息的路径”[37],与供圣诞老人等仙人出没的烟囱有异曲同工之妙。庞德则将其置换为狱中灵魂涅槃的空间场域和放飞自由的通途——毫无疑问,此时的烟囱已不再是排烟的物理通道,而逐渐成为一种连接天堂的秘径,如同相对论大厦中的“洛伦兹虫洞”一样具有无限的诱惑力。

从专业的角度看,“洛伦兹虫洞”既是一种提供爱因斯坦场方程解的空间连接渠道,也用来描绘不带电的不转黑洞的“史瓦西度规”——一种爱因斯坦引力场方程的精确解,因此也叫“史瓦西虫洞”。1988年索恩和莫里斯从理论上证明了此种虫洞的可穿越性:第一,虫洞的时空度规可以用静态的球形对称形式来表述,从而简化了虫洞的复杂数学计算。第二,它遵从了爱因斯坦的广义协变方程,因而仍旧在广义相对论的框架下运作。第三,这样的虫洞解有连接两个渐近平滑时空的“喉咙”,以便连接前面的上层宇宙和后面的下层宇宙。第四,虽然对称的平滑时空存在阻碍虫洞通行的时空界面——“视界”(horizon),霍金等人的研究表明,表层会塌缩的不转黑洞使得物理学家们必须面对违反能量条件的量子场问题,但负能量物质能够促使视界附近的粒子消融瓦解,穿越的障碍也随之扫出。第五,为了克服致命的潮汐力,飞船需要在人类能够承受的最大加速度下运行,然后匀速前进,并在异物质的协助下安全通过危险区域。第六,扩大虫洞半径,直至飞船能够维持非常小的重力加速度,这样既可以缩短通过时间,也不会让虫洞外的人等得太久。第七,让异物质布满虫洞“喉咙”,然后与遵循所有能量条件的“应力-能量张量”(stress-energy tensor)的异物质附近区域连接,这样就可以使时空弯曲拥有合理的“应力-能量张量”[38]。

显而易见的是,《比萨诗章》中的烟囱和此类虫洞有诸多相似之处。首先,诗中隐喻的烟道接通了俗世和天堂两大宗教空间,“洛伦兹虫洞”也是不同时空宇宙的纽带。其次,矗立于天地之间的烟囱也具有史瓦西度规不带电、不转动和呈黑色的黑洞性质。最为重要的是,烟囱和宏观的“洛伦兹虫洞”一样宽敞,犹如带翼航天器的双翅灵魂完全有足够的空间穿越至另一个神秘的世界,从而为现代诗人的救赎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

但虫洞穿越远比想象的复杂,主要障碍源于“潮汐力”和“张力”(tension)两种致命应力。其中“潮汐力”会让时空旅行者身体各部分感受到不同的引力加速度,进而导致与虫洞垂直的横向压缩和沿虫洞方向的径向拉伸两种形变,并在飞船离虫洞中心1公里处时达到人体承受的上限。“张力”则是撑开虫洞致密结构所承受的反作用力,研究表明,一个半径为一光年的虫洞在最窄的咽喉处的压力为500万吨/平方米,这足以破坏已有的原子结构和能量条件,更何况张力随虫洞的缩小呈几何级增长。[39]

这两种空间穿越的可怕力量也是庞德所经历的。从现实的角度看,身陷囹圄的庞德如果意欲通过狱中帐篷上的烟囱逃走的话,他必须极度挤压自己的身躯,以便越过烟囱和囚笼铁柱的狭小空间。更为严峻的是,锒铛入狱的他除了身体上的折磨外,企图通过政治宣传拯救世界的梦想幻灭、叛变投敌引发的无尽罪恶感等负面情绪无疑更为致命,给他施加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意欲“死亡,疯狂/自杀颓废”(《比萨》:64)。当然,时空通道两边具有不同引力场的俗世和天堂两端掀起的“潮汐力”也朝截然相反的方向拉拽着庞德备受挤压的身心:一方面人体机能与动物兽类的同构关系潜意识地促使庞德的本我去追寻原始的生理体验,以满足最低层次的感官需要,而人身自由的缺失更加剧了主体对浮华生活的向往,却又只能通过臆想的方式宣泄久积的生理苦闷——无奈之中庞德利用山猫般睿智纯洁的雅典娜唤醒了古希腊神话中骄奢淫逸的半兽之神西勒诺斯,并“把花环献给[肉欲和淫乐之神]普里阿波斯/向[酒神]依阿科斯致敬!向[性爱女神]库忒瑞致敬”(《比萨》:124-125),试图以狂欢式的希腊酒色神话投射淫乐的世俗观念。另一方面,庞德从小接受的基督教赎罪熏陶、狱中研读的仁义礼智的儒学经典[40]以及知识分子持有的智性期待视野等因素,不知不觉间又形成一股强大的理性力量,极力把受邪念蛊惑的灵魂拉出肉欲的泥潭,升向至善大美的天堂,以期实现完美的道德人格。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力量相互牵扯,在灵魂上升过程中日益加剧,不仅迫使诗人蜕变过程中的身心相离,甚至连“月亮[也]分裂了”(《比萨》:113),足见灵魂穿越过程中虫洞“潮汐力”的巨大威力。

尽管潮汐力可能会导致机毁人亡的严重后果,但科学家们也在寻找破解之道,他们发现这种应力的大小与黑洞的质量成反比关系,因此只要后者足够大,潮汐力完全可以变得足够小。在《比萨诗章》中对于轻盈的蝴蝶而言黑洞般的烟囱质量完全可以大到使通道内的拉力减小到一个灵魂能够承受的程度。当然时空旅行者也可以“选择特殊结构的虫洞及限制飞船的速度”,从而控制、绕过甚至消除这种潮汐力。[41] 所以,只要蝶形灵魂在升向天堂时不操之过急就有可能避免灭顶之灾。

在诗人看来,蝴蝶是灵魂脱离肉体的象征。

更为重要的是,“生命传输机”这一天才设想也可以为空间穿越者保驾护航:

生命传输机是一种将人体分解为基本粒子进行传输,并在目的地予以复现的装置。……倘若把这种技术与虫洞结合起来,那么通过虫洞传输的将只是组成人体或传递信息的基本粒子。这虽然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虫洞“工程学”上最令人头疼的“穿越过程中遇到的应力是人体能够承受的”这一要求,以及由此导致的有可能极为巨大的奇异物质数量,就也许不再是严重问题了,从而将大大增加利用虫洞进行星际旅行的可能性。[42]

毫无疑问,基督教灵魂出窍和升向天堂的救赎机制早就实施了这一生命信息的传输策略。在弥涅瓦和上帝向人类口吹仙气的过程中,粒子状的生命信息就已经定点传输到人类的始祖身上,转换成灵魂统治下的鲜活肉体。而灵魂归西则是这一过程的反演:当信徒的俗世生命终结时,次要的肉体生理信息被遗弃,核心的精神信息则转换成更易传输的烟状灵魂微粒,以克服升天过程中的地球引力,起到一种科幻小说中的反重力效果。

《比萨诗章》无疑延续了这一经典传统,但更为隐晦深邃,其中蝴蝶破茧而出的神秘过程就是一种肉体向精神转变的传输程式。具体而言,《比萨诗章》采取了忏悔、遗忘、忆恩和从善这四个典型的基督教救赎连动步骤:第一,有罪的生灵需要真切意识到自己所犯的罪孽,才能开启尘封的心门,接受基督的圣恩——按《圣经》的话说,就是“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新旧约·约伯记》:42.6),在庞德那里,则是狭窄的囚室中和满是尘土的烟囱里,“一个理智的心灵骚动不安……/沉浸于无边的悔恨”(《比萨》:174)。第二,遗忘是抛弃一切世俗纷争烦忧的必要手段,正如约伯所言,“你必忘记你的苦楚,就是想起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新旧约·约伯记》:11.16),即抛弃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犹如流水。但庞德更偏重于但丁的遗忘策略——饮用“勒特河”的忘川水[43],尽管“催促是如此的轻微,暗黑的铁瓣是如此的整齐/我们这些巳渡过忘河的人”,依然要“远离那个地狱/远离尘埃与耀眼的邪恶”(《比萨》:50-51)。第三,在基督教神学中,忘记仅限于众生的罪孽,忽略神恩却是大错特错,所以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中告诫以色列众人“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新旧约·申命记》:8.11),于是庞德才把神明高悬的天堂称为“记忆不灭的地方”(《比萨》:55),以便“恢复对生前的善行的记忆”。[44] 第四,前三步只是灵魂向善的铺垫,至善则是如庞德一样的基督徒和新柏拉图主义者追求的崇高目标,所以“得一善则紧紧抱住”(《比萨》:37),《诗篇》则吟诵道:“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新旧约·诗篇》:34.14),直至完成升天所需的复杂生命信息传输这一神圣使命。

当然,天堂的空间旅行还需要违反已有能量条件的“异物质”的保驾护航,即庞德眼中不屈的救赎意志。他之所以坚信阿拉克涅能够带来好运气,因为她织出的网一直留在庞德露天囚室帐篷的烟囱旁边:“留在那里,/复活的形象。”(《比萨》:46)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代表所有解脱希望的阿拉克涅就是庞德能够坚持下来的信念化身——作为凡身,她能够与神一样的弥涅瓦(雅典娜)比试纺织的技艺,自杀后又得以宽恕,复活成蜘蛛。从另一方看,如果庞德就是受难基督的话,那么他应该会相信使徒保罗的教诲:“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新旧约·歌罗西书》:3.1)即使庞德认为自己不可能享受如此规格的礼遇,但他至少可以像阿拉克涅一样重生。无论如何,这种强烈的救赎意念,就像坚不可摧的异物质一样抵挡着烟囱般的空间穿越过程中一切的责难和压制,护送着承载新生希望的蝶形灵魂升向梦寐以求的天上乐园,去至永生。

雅典娜攻击阿拉克涅

《比萨诗章》的升天之旅是文学、科学和宗教的结晶:蝴蝶、烟囱、虫洞和天堂这些毫不相干的概念被杂糅一体,组成了一种另类的宗教时空体和空间穿越图腾——它们不但凸显了庞德渴望挣脱监狱冰冷枷锁的个人实用主义哲学,同时揭示了长期以来处于物质文明水深火热之中的西方现代生灵内心深处向往重生的集体无意识诉求。而这一切都囊括在无所不包的现代诗歌的统一场论和虫洞奇喻之中,由此建构了具有浓重宗教科学玄幻色彩的“虫洞工程学”和“空间穿越术”。但遗憾的是,单凭诗人的一己之力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西方文明之殇的困境,何况庞德自己也身陷囹圄。尽管庞德试图倚重张扬的诗意来模仿上帝瞬时穿越的奇迹,从某种程度上也确实掌握了空间旅行的秘诀,但也许永远不会如愿以偿——他既缺乏上帝的万能之力,而且无意间冒犯了救世主不可侵犯的权威,甚至显露出某种多神论倾向和异教式的宇宙情感[45],因而最终不得不哀叹“永生,残酷”(《比萨》:75)[46],煎熬仍然不可避免。

旺克大教堂壁画上的天堂、俗世与地狱

《比萨诗章》中的空间穿越是基督教“三界”空间模型、物理学多重宇宙论和文学“可能世界理论”共同作用的结果,因为虫洞旅行隐含着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理论预设:洞口的两端是两个或多个不同时空区域的空间或宇宙,即哲学本体的二元论或多元论,在基督教王国中则体现为地狱、俗世和天堂三种相互关联、又自成一体的等级鲜明的空间秩序,既有利于维持惩恶扬善的宗教律令,也为灵魂转世说提供了场域支撑,同时调和了宗教伦理和科幻穿越之间的认识论冲突[47],进一步缩短了宗教模型和科学宇宙论的概念鸿沟:这种多重宗教空间在物理学中被称做“平行宇宙”或“多元世界”,它体现了相对论最核心的空间特征——牛顿力学中的一元绝对空间演变为随速度和引力等变量缩短或弯曲的多元相对空间,从而为理论物理学和宇宙学的逻辑推演提供了更多空间向度上的可能性。而在文论批评中,这种多元宇宙所对应的是玛丽-罗莉·瑞恩的“可能世界理论”:“现实——如今被认为是想象而非存在的总和——是由多个泾渭分明的世界组成的宇宙。……任何遵循不矛盾律和排中律的世界都是可能世界。”而逻辑世界中的所有“可能对象”(possibilia)和现实事物的类型和存在方式具有形而上的共通性,这就为文学的虚构空间找到了坚实的哲学依据,进而推导出值得信赖的叙事语用学。[48]

玛丽-罗莉·瑞恩

毫无疑问,《比萨诗章》中的空间穿越体系就是一个显示俗世和天堂的时空旅行必然性的真势(或者说虚拟)的文本系统,蕴藏着庞德围绕堕落和救赎这一经典话题建构的叙事进程、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和科学救赎等错综复杂的文本命题态度。而对于现代诗人和乐在其中的读者而言,只要前后逻辑连贯、事理清晰,再异想天开的空间穿越都是令人信服的真值推演。而诗人眼中原本就没有任何限制的虚构意志脱离了现实的肉体羁绊后更加随心所欲,自由驰骋于宽阔无垠的幻想国度——此时沉思而非行为、意志而非理性、想象而非常理才是文学空间穿越最为隐秘的原理,和前瞻性的理论物理学一起,开启了一个科幻式的物自体时代。从这种意义上说,《比萨诗章》揭示了当代英国科学家彼得·梅达沃爵士所崇尚的科学和文学的融通逻辑,即“科学是一种(古典和广义上的)理性和想象共生的诗歌形式”[49]。庞德也真正达到了学科贯通的崇高境界,“文学吸收新的科学发现,重新描绘惊奇感,重新认知我们所处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50],由此书写了英美现代诗歌神话原型式的本位逻辑叙事——堕落与升天的宗教沉思和虫洞式的空间旅行都体现了人类的终极穿越想象;对于宇宙本质的推演也终将殊途同归,最终生产出经典的相对论诗学意象,从而永远载入了佳作迭出的现代诗歌史帙。

[1]1945年庞德因叛国罪羁押于意大利比萨的美军监狱,在此他创作了《诗章》第74-84章,即著名的《比萨诗章》,其单行本也于1948年面世(see Ezra Pound,The Pisan Cantos,New York:New Directions,1948,pp.1-83)。

[2]详见伊兹拉·庞德《庞德诗选:比萨诗章》,黄运特译,漓江出版社,1998年,第72页。本文相关引文全部来自该译本,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比萨”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3]Michael H.Whitworth的研究与本文最为相关,但他认为具有浓重反犹情结和固守道德绝对主义的庞德不大可能将一位犹太物理学家的理论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去,因而只是简单考证了庞德接触相对论的史实,并未进行实例的文本分析(see Michael H.Whitworth, Einstein’s Wake:Relativity,Metaphor,and Modernist Literatur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24)。

[4]1892年荷兰物理学家亨德里克·洛伦兹提出了量尺短缩的假设,为了纪念其卓越成就,“洛伦兹虫洞”就此命名(see Michel Janssen,A Comparison between Lorentz’s Ether Theory and Special Relativity in the Light of the Experiments of Trouton and Noble,Ann Arbor:ProQuest LLC,1995,pp.1-10)。

[5]美国学界认为,作为“世界文学的巨著之一”,洋洋洒洒百余章的《诗章》对世界诗歌影响深远,其中最为华彩的《比萨诗章》囊括了庞德“雄心勃勃的史诗中许多最著名的段落”(《比萨》:277)。

[6]详见赵峥《相对论百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2页。

[7]See Matt Visser, Lorentzian Wormholes:From Einstein to Hawking,New York:Springer-Verlag, 1996,p.100.

[8]“卡西米尔效应”以荷兰物理学家H.卡西米尔命名,1948年卡西米尔发现了负能密度虚粒子的存在。而索恩和莫里斯首次证明了相对论框架下虫洞穿越的可行性,其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发表该项成果的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s也因此名声大振(see Michael S.Morris and Kip S.Thorne,“Wormholes in Spacetime and Their Use for Interstellar Travel: A Tool for Teaching General Relativity”,in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s,56.5[1988],pp.395-412)。

[9]详见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全集》(第1卷),许良英等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19页。

[10]See L Flamm,“Comments on Einstein’s Theory of Gravity”,in Physikalische Zeitschrift, 17 48(1916),pp 448-454.

[11]See John A.Wheeler,At Home in the Universe,New York: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1994,pp.1-35.

[12]See Albert Einstein and Nathan Rosen,“The Particle Problem in the 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 in Physical Review,48(1935),pp .73-77.

[13]Stephen Kern,The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1880-1918,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 pp.214-215.

[14]1921年爱因斯坦发现绕轴转动会引发位移方向上的量尺短缩效应,空间弯曲已经不可避免(详见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全集》[第1卷],第246页)。

[15]“最小作用量原理”认为运动等遵循了最小作用量这一规律,古埃及直绳和古希腊科学家希罗“光的最短路径”都是这一原理的早期概括,浓缩了宇宙本质的相对论和统一场论是其现代应用,奥尔森则用凝练的精巧结构表达了诗歌的多重语义,与之如出一辙(see Joshua S.Hoeynck, Poetic Cosmologies:Black Mountain Poetry and Process Philosophy,Ann Arbor:ProQuest LLC,2008,pp.2-43)。

[16]See Maria Luisa Ardizzone,ed.,Machine Art and Other Writings:The Lost Thought of the Italian Year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6,pp.33-34.

[17]Michael H.Whitworth, Einstein’s Wake:Relativity,Metaphor,and Modernist Literature,p.24.

[19]D.D.Paige,ed.,The Letters of Ezra Pound,1907-1941,New York: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1950,p.216.

[20]Ezra Pound,ABC of Reading,London:Faber and Faber,1934,p.18;Demetres P.Tryphonopoulos and S.J.Adams,eds.,The Ezra Pound Encyclopedia,p.265.

[21]See B.Aldiss and H.Harrison,Farewell Fantastic Venus! London:Panther,1971,p.33.

[22]1985年美国物理学家卡尔·萨根的科幻小说《接触》开创了虫洞穿越的文学传奇。三年后备受启发的索恩和莫里斯证实了时空管道的科学性,创造了又一则文学开启科学大门的佳话(详见高特《在爱因斯坦的时空旅行》,高军译,长春出版社,2003年,第36页)。

[23]Hugh L.Dryden,“Penrose Memorial Lecture:Prospects for Space Travel ”,in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04.5(1960),pp.483-484.

[25]基路伯(Cherub)是基督教传统中的超自然生命体,几乎与最高等级的天使同义,但自身有人、狮子、鹰和基路伯共四张脸,同时带有四个翅膀,“翅膀以下有人手”,旁边还有四个轮子(《新旧约·以西结书》:10.7-10.21),看起来非常玄幻神秘。

[26]维吉尔告诉但丁:“我在地心那一边抓着那洞穿世界的恶虫的毛爬到它身上去,你以为你现在还在那一边呢……现在你已经来到天球这半球下面。”(但丁《神曲·地狱篇》,田德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284页)

[27]See Adam Roberts,The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6,pp.120-126.

[28]但丁《神曲·炼狱篇》,田德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21页。

[29]Patrick Di Justo and Kevin Grazier,The Science of Battlestar Galactica,Hoboken:John Wiley & Sons,2010,p.218.

[30]据奥维德记载,出身低微的民女阿拉克涅擅长纺织,精湛的技艺吸引了林中仙子的围观,她却在和古罗马手工艺女神弥涅瓦比试中绣出了丑化众神的织锦,被迫上吊谢罪,又在女神的怜悯中复活成纺丝的蜘蛛(详见奥维德《变形记》,杨周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69-73页),而弥涅瓦就是古希腊的女神雅典娜。

[32]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就流传着爱神伊洛斯(丘比特)和长着双翅的灵魂普绪刻之间动人的爱情故事(see Hendrik Wagenvoort,“Cupid and Psyche”,in Pietas:Selected Studies in Roman Religion,Leiden:Brill,1980,pp.84-92)。在公元13世纪欧洲教堂的镶嵌画中,长着蝴蝶超大双翅的灵魂在上帝的护佑下奔向亚当的怀抱,与这位新造的人子融为一体(see Moshe Barasch,“The Departing Soul:The Long Life of a Medieval Creation”,in Artibus et Historiae,IRSA s.c.,26.52[2005],pp.13-28)。但丁则批评了众生对神的不敬,质问人们难道“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幼虫,生下来是要成为天使般的蝴蝶,毫无防护地飞去受审判的吗”(但丁《神曲·炼狱篇》,第114页);而歌德笔下“蛹一样的”的瓦格纳被剥下“茧壳”后“变得美丽而又伟大”,最后随天使绝尘而去(歌德《浮士德》,《歌德文集》[第1卷],绿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436、447页)。

[33]详见《亚里士多德全集》第4卷,颜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75页。

[34]普罗提诺《论自然、凝思和太一:〈九章集〉选译本》,石敏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8页。

[35]See J.Simpson and E.Weiner,eds.,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vol.xvi,pp.251-255.

[36]比如上帝降临西乃山时,“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新旧约·出埃及记》:1918)。以赛亚看见有罪之人变成了上帝“鼻中的烟,是整天烧着火”。(《新旧约·以赛亚书》:655)亨利·菲尔丁则描绘了灵魂挣脱世俗身体的玄幻经历:“我轻柔地穿过某种烟囱,掠过鼻孔,往上飞升……体会到了一种甜蜜而奇异的自由滋味。”(Carol Zaleski and Philip Zaleski,The Book of Heaven:An Anthology of Writings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36)

[37]G.John Champoux,The Secret of the Christian Way:A Contemplative Ascent through the Writings of Jean Borella,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2001,p.112.

[38]“张量”原为一种表示线性空间关系的多线性函数,但在广义相对论中,“应力-能量张量”代表了时空中能量与动量的密度与通量(see Michael S.Morris and Kip S.Thorne,“Wormholes in Spacetime and Their Use for Interstellar Travel: A Tool for Teaching General Relativity”,pp.399-410)。

[39]详见卢昌海《从奇点到虫洞:广义相对论专题选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0、116页。

[40]1945年5月3日庞德在意大利家中被捕时,匆忙之中只携带了一本中文词典和苏格兰汉学家理雅各所译的《四书》,后者成了庞德狱中生活重要的精神依托;同时,他还自译了《大学》和《中庸》,这些经历无疑极大影响了《比萨诗章》的创作(详见《比萨》:293)。

[41]详见卢昌海《从奇点到虫洞:广义相对论专题选讲》,第94、129页。索恩则采用以下两种方法规避穿越风险:第一,用一根真空圆形管道放入虫洞,以抵御异物质的压力;第二,尽量减少微中子和重力波等虫洞物质对人体的感应,使其穿越人体时不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see Michael S.Morris and Kip S.Thorne,“Wormholes in Spacetime and Their Use for Interstellar Travel: A Tool for Teaching General Relativity”,pp.405-406)。

[42]详见卢昌海《从奇点到虫洞:广义相对论专题选讲》,第129页。

[43]“勒特”(Lethe)在希腊文中意为“忘却”。“勒特河”即忘川水,是神话传说中一条可以消抹一切记忆的冥河。但丁将其改为伊甸园之河,以便让生灵饮后忘掉生前的所有罪行(详见但丁《神曲·炼狱篇》,第393页)。

[44]在《炼狱篇》中,灵魂吸了忘川水后必须再饮用记忆之河——“欧诺埃河”(Eunoe)之水,才能品尝到善行的乐趣。值得注意的是,但丁用希腊文的eu(善)和vous(记忆)编造了“欧诺埃”一词(详见但丁《神曲·炼狱篇》,第393页)。

[45]比如斯各特·伊斯特汉就认为庞德深受萨满教的影响(see Scott Eastham,Paradise and Ezra Pound:The Poet as Shaman,Lanham: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3,pp.1-10),而萨满人毡帐之中的烟囱“被比作天堂之顶的北极星之洞”,因而也是一种具有高度仪式感的穿越之径(see J.B.Peterson,Maps of Meaning:The Architecture of Belief,London:Routledge,2002,p.301),与《比萨诗章》的烟囱非常相似。

[46]庞德并不完整的救赎之旅也有自身的原因。据美国学者休·肯纳透露,40年来庞德“一直教自己怎样写一部史诗,从‘黑色森林’开始,越过人类谬误的炼狱,到达光明……[但后来]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把整个天堂写进《诗章》”(《比萨》:259-260)。

[47]在美国科学哲学教授德尔·拉茨克那里,尽管人类的穿越梦想给传统的宗教意识带来了新的挑战,但宗教和科学之间仍能和睦共处——得以遨游太空的人类会惊叹于上帝创造的奇迹,对神圣的旨意也有更深体会,因而仍是虔诚的归依之旅,而非大逆不道之行(see Del Ratzsch,“Space Travel and Challenges to Religion”,in The Monist 71.1[1988],pp.101-113)。

[48]See Marie-Laure Ryan, “From Parallel Universes to Possible Worlds,Ontological Pluralism in Physics,Narratology,and Narrative”,in Poetics Today,27.4(2006),pp.634-645.

[49]Pamela Gossin,ed.,Encyclopedia of Literature and Science,Westport:Greenwood Press,2002,p.xix.

[50]严蓓雯《文学与科学的新关系》,载《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第235页。

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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