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泽英太郎 著

石泽英太郎,本名泽井宽,1916年5月17日生于大连,推理小说家。1935年从大连商业学校毕业后就职于满洲电业大连支社,1947年回国。1966年以《羊齿行》获首届双叶推理奖,1977年以《视线》获第30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另有著作《少数派》、《杀人日记》、《唐三彩之谜》等。

1988年6月16日黄昏,苦于脑梗塞后遗症的石泽英太郎在家中自缢,遗书中交代将生前所著大连相关作品结集为《再见了大连》出版。

……供暖用的烟囱立在大连电力会社【今中山路102号日月明宾馆】院内。三面围着混凝土,另一面用作总社建筑。

院内四角各有二十几米高。通往内院的大门只有一扇。一旦关闭,就会变成密室……

终战后的大连有一段日本人、中国人和苏联人一起工作的时期。地点在电力会社。

在那里工作对日本人来说奇妙而安宁,一侧是想倾斜生产的苏联人,一侧是想尽快掌握日本技术的中国人,两者形成不安定的平衡状态。踏出外面一步,便是饥饿与混乱。

洋槐的白花与芳香淹没街头。五月,苏方更换了首脑部。

这是苏联政策的转折点。此前他们深陷战胜国的优越感中,强奸,拆除生产设备,蚂蚁般运回自己的领土,如今终于扎根当地,准备恢复生产。

首脑部之一的营业负责人卡尔卡索夫佐官上任了。

我大致摸清他的脾性和作风时已经冬天了。

这天,我敲响了卡尔卡索夫佐官位于六楼的办公室门。

里面十坪【日本面积单位,1坪合3.3057平方米】大,没有多余装饰,角落斜放一张大办公桌。这是苏联人嗜好的布局。

我直奔正题。

“三个月前分配到我们部门的廖特夫效率非常低。成绩表上的调查数量一目了然,日本人平均一天完成二十件,中国人十五件,廖特夫只有七件。”

我是部门负责人。

按照苏联人的职能合理主义要求,我的手下有五十人,包括日本人、中国人和苏联人。

“你多注意就好了。”

卡尔卡索夫佐官眼睛碧蓝、清澈,说话时目光坚定。

“光注意是没用的,我无法认同他的工作能力。首先他不会写字,其次他不会说标准俄语,干活时总捧着大面包无所事事,对工作氛围影响很大。”

佐官歪歪脑袋,短暂思考了一会儿。

“明白了。下周二给你答复。”

明确事务处理期限是苏联人的特点。

“不过你最后提到的面包跟他的工作效率无关。”

以上对话是在没有翻译的前提下进行的。“糟透了”“而且”“所以”“但是”,我的表述只是把这些中学学过的俄语词汇简单罗列,外加一些肢体语言。

好在工作上的事情彼此都容易理解。

刚要出去,佐官喊住我。

“这个月的总电力消费量可以给我吗?”

我看了一眼表格。

“什么时候要?”

“尽快——可以的话最好今天。”

“今天?”

我在脑中计算了一下时间,要晚上八点才能做完。

治安已恢复正常,但八点之后的街头是一个由冰冷路面和门板组成的世界,除了保安队见不到一个人影。

纵使内心不安,也只能穿过废墟般黑暗的街头,沿路至少接受五次盘查。电力会社的袖章和苏联当局发行的身份证明是唯一的护身符。

他说明天的干部会议用得到,我只好硬着头皮答应,进了电梯。

廖特夫不久就会调走吧?

他从乌克兰一个未开垦的乡下当兵至此,是个善良、贫穷的青年。我对他颇有好感,可人性与能力无关。那段时间我似乎中了苏联式效率主义的毒害。

那晚我加了班。

电力大楼只剩一楼几名修理人员和守卫。空旷的办公室里能听到我刷刷的写字声。

八点钟一过,我察觉门口有人。回头一看,是卡尔卡索夫佐官。

他大步走到我旁边,拿起快要完成的统计表,检查上面的数字。

“不错,谢谢。”他满意地点点头,接着弯曲手指,比量了一个钥匙的形状。

他想到六楼的办公室,跟上个月的表格做比较。

电梯已经停运,我只好走楼梯跟守卫的陈老人借钥匙。

整个六楼都归苏联干部使用,一人一间。

苏联进驻后接收了电力会社,分配房间时我吃惊不小。以为苏联国土辽阔,民族性格也会大手大脚,没想到在制作钥匙上相当严谨。

每间办公室都配有两把相同的钥匙,放在一楼守卫的陈老人那里保管。陈老人已有三十五年工龄,是个厚道的中国人。

借走佐官办公室的钥匙后,我回到三楼。

“走吧。”

我和佐官并排走上楼梯。

佐官挺拔结实,灰色军服很合身,能瞥见军服内紧绷的肌肉,有丝微妙的压迫感。

从六楼一侧的走廊起,干部会办公室的配置分别是配电负责人佩奥托夫、内线负责人拉托克夫、变电负责人廖利亚和卡尔卡索夫佐官。最后一间大办公室属于最高政治部员拉卡钦。

佐官办公室的门虚掩着,一道蓝色工作服的身影一闪而过。

奇怪,离开时明明锁好了。佐官和我瞬间对视,眼神里满是疑惑。我们冲了过去。

在我们抵达前,门咣的一声从里面关上了,巨大的声音划破寂静。里面有人。佐官把钥匙插进锁孔,咔嚓咔嚓地转动,但无法拧开。

佐官耸耸肩,松开手。

我接过钥匙,依然不行。半蹲望向锁孔,发现有什么堵在里面。我想解释,却慌张得找不到合适的单词,只好打手势比划。佐官摇摇头,两手握住门把,开始用力推拉。门很牢固,纹丝不动。佐官执拗地重复动作,脸色泛红,布满毛发的手上浮出青筋。

我站在他身后,再次感受到这个苏联人身上誓不罢休的魄力。

五分钟后,门总算开了。

我跟随佐官走进去,以我的视角来看,形容成闯进去也不为过。

箱子状的简洁房间里没有任何人。

北侧的窗户开着,寒风猛灌进来。我跑到窗边,附身望向正方形的内院。那里竖着一根供暖用的烟囱,顶部刚好靠近卡尔卡索夫佐官的办公室,底部直径有两米左右。

内院地面上空无一人。

建筑外部是垂直的平面,没有可抓握的地方,如果有人潜入这间办公室,一定会顺窗户逃跑。

我目测了一下窗户到烟囱的距离。

两米半。铁质把手均匀地自下而上排布。

我检查房间和窗户时,卡尔卡索夫佐官确认了桌子上的文件相安无事。看得出苏联技术官员敬业的一面。

慎重起见,我又看了一眼内院。依旧没有发现。

佐官起身走到我旁边。我探出身体,看向烟囱顶部。那里被夜幕淹没,但仍能看清轮廓。顶部直径有五米,同样看不出什么。

“干活吧。”

佐官迅速回到桌边。撇下可疑事件,先把工作完成,佐官的效率主义让我愕然又佩服。

表格轻而易举地对比完了。

“大功告成。”

佐官站起来,用简单的动作交代我还回钥匙,把门修好。

离开办公室时,我留意到锁孔里塞着东西。正要告诉佐官时,他已走到我旁边,伸手从锁孔里扯出什么。

是一截螺丝刀头。

佐官紧紧盯着它。

我顺着黑暗漫长的楼梯走了下去,想到刚才看到的蓝色——准确说是深蓝色——的工作服。

那是电力会社女性社员的制服。

来到一楼,把钥匙还给守卫的陈老人时,我核对了另一把钥匙。

“这把吗?”

陈老人给我的钥匙和我手里的完全一致。

“同一型号的再没有了吧?”

“没有了,每个房间的都不一样。”

陈老人说着流利的日语。

“刚刚跟你借走钥匙以后有人经过这里吗?”

“没有,”陈老人简单回答道,“谁也没来过。”

“能带我去内院看看吗?”

陈老人打开内院大门,我走了进去。要进入内院,这是唯一的通道。

除了烟囱底座,只能看到一片黑色的地面。锅炉房改造了,要从其他仓库才能进去。

平淡无奇的地面上有几个高压电瓷。两三根电线堆在一起。三根五十厘米粗的支柱。没有任何藏身之处,当然也没发现任何人。我绕到烟囱背面向上看,黑黑高高的烟囱消融在了夜色中。

离开前我又抬头看了眼办公室,六楼的一扇窗户发出四角形的亮光,能看出一个黑色人影的上半身。

那是雕塑一样的卡尔卡索夫佐官。

苏联的工作纪律相当严格。即使我有心探究那一夜的疑惑,也没有多余的时间。

“密室事件吗?”我自言自语。两三个疑点也只能暂时搁浅了。

上午九点。

我仔细检查了一遍前一天的出勤表。迟到的只有“胁田美佐子”。

她一整天都没来,属于苏联最讨厌的无故矿工。

电话询问后得知前夜值班的是铃木主任。铃木是保修工作的老手,四十多岁,像是跟钳子一起长大的内线专家。

我抽空去一楼的营业所找到铃木。

“昨晚谁负责保修工作?”

铃木手里拿着工作卡,看都没看就告诉我:“小殷、小郭和小陈。”

“是吗。”

我接过工作卡,上面有三个中国人的名字。

殷义成——优秀的保修技术员,工龄二十年。铃木曾说过:“小殷做的内线配电盘和他本人一样好看,我对自己做的配电盘很有信心,但更喜欢他做的。”

郭茂勤——工龄十年。至今不会写字,修理报告只能口述。不过技术受到肯定。体重二十贯【明治时代重量单位,1贯=3.75千克】。

陈子孟——最近内线保修人员不足,才把他从外线调职过来。二十四岁,身材高大,外线工作锻炼出一身肌肉。日本统治下中国人拿着极低的薪水,他却每天清洗衬衣,体面干净。我拿此事调侃时,他说:“一旦哪天触电死掉了呢。”他是守卫的陈老人的外甥。

我把工作卡还给铃木,问道:“昨天出事故了吗?”

“下午六点半出了电线接地事故。变电所的报告很夸张,我就带小殷和小郭去看了下。”

“还剩谁在这儿呢?”

“陈子孟留下了。九点多又烧坏了一台变压器。没辙啊,盗用电热的太多了。”

想来也是。供暖煤炭不够用,市民想熬过大连的寒冬,擅自使用电热是唯一的办法。昨晚只发生一起事故已经算少的了。

“谁去处理了呢?”

“小陈和小殷。”

“多谢。”

“出什么事儿了吗?”

“没什么。”

我没有多说。离开营业所,我顺路来到守卫执勤室。陈老人刚好从狭窄的里屋走了出来。

“老陈,昨晚问过你一次,今天还想确认一下,天黑以后有谁从这里经过吗?”

“这个嘛,卡尔卡索夫佐官八点多来过……”

“除此以外还有别人吗?当然,猫猫狗狗就不算了……”

陈老人眼睛笑成一条缝。

“连猫狗都没有。你下楼到内院,然后回家……没多久佐官也下班了,走的时候九点二十分。”

我看着陈老人。一定有道光从我眼中划过。

他也毫不闪躲地看着我。

“谢谢。”

我离开守卫执勤室。就目前的信息来看,昨晚在电力大楼的有我、卡尔卡索夫佐官、陈老人、铃木、小殷、小郭和小陈七个人。那么我和佐官目击的女性社员制服是……

胁田美佐子连续旷工了三天。

第四天,我拜托检针员田村去美佐子的公寓看看。

胁田美佐子隶属调查部门(费用计算人员)。部门业务很单纯,战争末期到结束由日本女性和中国男女性社员负责,战后又有一些苏联人加入。当中计算技术最出色的还属日本女性社员。

田村的答案如我所料。美佐子的房东说她三天没回家了。

我翻开胁田美佐子的身份保证书。保证人一栏写的是叔父胁田善吉的名字。电话联络后的第三天他来到本社,此时距离美佐子失踪已过去了一周时间。

一副流浪汉的打扮,浑身散发恶臭。想必是战后卖光了家产,生活无依无靠,只能流落在大连街头。他不是特例,在当时的大连,许多善良市民都有相同遭遇。

胁田善吉战战兢兢,四下张望,用异样的眼光盯着坐在大办公桌前的我和忙碌工作的中国人、苏联人。

“我想打听一下你侄女的事……”

他瞪大眼睛听着,眼珠子仍旧转来转去。

“上周一整周她都没来上班。”

“啊……”

他垂下眼睛,陷入沉思。

“听说也没有回公寓,方便的话,你能不能……”

“主任先生,”他挺直身子说,“美佐子半年前就搬走了,跟我妻子大吵一架后再也没回来。因为回国调查的事跟她联系了一次,结果胡扯说不想回去……”

回国传言在街头沸沸扬扬,每个地区都在着手做准备。对大连的日本人来说,回国是唯一的希望。城市里饥寒交迫。从他的表情里看得出他担心侄女会牵连自己延迟回国,我能体谅。

“我跟美佐子已经断绝关系了,不管发生什么都不会让她踏进家门半步。”

这个淳朴的男人发起火来,让我哑口无言。

终战一年前,胁田美佐子进入了电力会社,天真无邪的样子至今还浮现在我眼前。

细长、阳光的面庞,总是笑嘻嘻、无忧无虑地工作着。

善吉的话里有没有什么线索呢?我猛地想起一件旧事,但它有何意味现在还无从得知……

……我不确定记忆是否准确,那应该是美佐子离开叔父家之后的事了。

治安稳定后,秋日的一天,调查员小刘大婚,邀请了我们。他是一个富农的儿子,家在大连郊外。

收割前的高粱地沐浴在明晃晃的太阳下。我们身穿正装,走在尘土飞扬的路上。调查部门全员到场,日本女性社员们尤其享受秋日郊游的气氛。刘家很气派,城堡似的围着土墙。

宅邸门前搭着帐篷,乐队在那里集合,有胡琴、铜锣和没见过的打击乐器……乐器声悠扬地在秋日的空中流动。铜锣加入之前,音乐听上去有些哀伤。

我不经意地瞥见乐队中间有个老妇人,正在缝补什么。上前询问,原来是给新郎新娘缝新枕。她说自己听着音乐缝了一整天。果然是中国风十足的悠闲和庆祝景象。

“多谢多谢。”

新郎小刘紧张的面色中透着喜悦。

按照风俗,要去祝福新娘。酒足饭饱后,我们估算好时间,横穿宽阔的中庭。

新娘坐在里屋正中间的椅子上。色彩极其绚丽的衣裳,盖住眼睛的头饰之下,是一张浓妆艳抹、没有表情的动人脸庞。

我们说着各式各样的吉利话。

房间里喜气洋洋,这时我忽然注意到胁田美佐子。她站在人群后,高高的个子,避开了热闹,凝视着新娘。看到她的脸我吃了一惊。

她正在流泪。然而眼睛在哭,整张脸看起来却像在发怒。

欢乐氛围里唐突的一幕。不知是不是发现我在注意她,她锐利地瞥了新娘一眼,率先出了房间。

我被勾起了好奇心。

为什么流泪呢?

离开时新枕还没缝好。音乐升到了高八度。

回去途中,胁田美佐子走在我身边,主动问道:“主任,你是在大连出生的吧?”

“是啊。”

“我也是。这么说我们的故乡都是大连呀。战争之前我回过一次内地。”

美佐子盯着远处。

“苍翠的山。清澈的河水。田地里劳作的老实人。美丽的奈良大佛……”

一番感慨后,她的嗓音变得沙哑。

“那又如何?美景和故乡是两回事。我……”

美佐子望着我。

“我不打算回内地了。主任你呢?”

我没有回答……

胁田美佐子留在我心里的记忆,就只有这些了。

眼下的大连,失踪一个人也很难找到。和平时期的警察机能已经瓦解,中国方面的保安队光是维持治安就耗尽了全力。

但我仍想寻找一些蛛丝马迹,确认她是否安好,挂念的心情跟领导下属的身份无关。

我站在卡尔卡索夫佐官的办公室门口,准备请两天假。

这时铃木主任从里面走了出来,手里提着一个大袋子。

“怎么了?”

“这家伙,突然让我清点螺丝刀数量。”

螺丝刀的管理并不严格,库存也剩很多,我猜佐官也想查明那晚发生的事情。

当我走进办公室,申请休息两天调查胁田美佐子无故旷工的缘由时,佐官露出了为难的表情。

短暂沉默后,他斩钉截铁地说:“工作要紧,休息时间多一分钟都没有。”

苏联正集中火力在恢复生产上,并且日见效果。

我只好放弃,离开前我看了一眼佐官,他紧皱浓眉,一副过意不去的样子。

调查部门的园田安子独身工作了十五年,负责女性社员的指导工作。午休时,我把她叫到了办公桌旁。

“胁田美佐子矿工十多天了,我查了一点情况,但还是没找到她的下落,你能想到什么吗?”

“这个啊,”园田想了想,“倒是没什么特别的,不过她最近变化很大。”

“怎么说?”

“工作上很不谨慎。”

据园田说,终战后的职场上,失去了日本帝国的靠山,男性社员大都没了往日的威风,女性社员却保持着尊严。

无论面对民族性高涨的战胜国国民中国人,还是面对进驻来的苏联人,日本女性社员全部以堂堂正正的姿态接应。她们不像男人那样使用武器,从一开始就依靠自己的力量,时至今日也用日语交流。而对胁田美佐子的指责也集中在这一点上,她是这种姿态的反对者,即使在非工作场合也愿意跟中国人和苏联人亲近,极端点说,有些谄媚的意思。

园田安子把大家的意见转达给胁田美佐子,提醒她注意。

“结果呢?”我问。

“重点来了,”园田安子微笑着说,“她反击说,‘大连是中国人的土地,说中国话错在哪儿了?’”

听到这儿我想起美佐子说着一口流利汉语和俄语的样子,的确比战前奔放许多。

“突然就变成这样了,像是被人逼迫似的……还有一些奇怪的流言蜚语。”

“奇怪的流言蜚语?”

园田忽然闭口不谈。

“什么流言蜚语?”

园田表情越发僵硬。

“都是些无凭无据的造谣,但有一件事传得很具体。一个月前,有人看见陈子孟和美佐子手牵手从外线部门走了出来。”

胁田美佐子失踪了十五天。

那天早上,我提前来到电力会社。天气异常寒冷,还没有人来上班。我坐到桌前,写好胁田美佐子的退职书。无故旷工十五天自动辞退,这是苏联支配下的新规定。写好后,我走到窗前暖气旁,透过窗户望向内院。

我愣住了,因为我看到了卡尔卡索夫佐官的身影。他正躬着身,轻踢烟囱外侧的泥土。长及膝盖的皮靴在清晨淡淡的光线里闪闪发亮。

佐官像钟表一样,每天准时九点钟上班,今天却有点反常。

冰冷的空气将他的吐息结成了白雾。

佐官还在搜寻着什么。

后来,拿着胁田美佐子的退职书敲响佐官办公室的门时,我确信美佐子已经死了。

回国的日子越来越近。

刚刚通知回国决定时,大连街头满是日本人的欢呼声。

这天,我听到几个中国保修工人在楼梯间说悄悄话。

“他最近不上杆子了。”

“奇怪。”

“为什么?”

“不了解。”

“他调职了。”

“什么时候?”

“前不久。”

我连忙跑到营业所。陈子孟正坐在传达室里。

“喂,怎么回事,临时换班吗?”

“我申请来传达室工作了。”

“为什么?”

陈子孟笑了笑,没有回答。苏联采取极端的职能主义政策,现场工作的保修员薪水是接待员的两倍。

下班时我拉住铃木主任询问此事。

“那家伙啊,好像是老毛病吧。”

“什么老毛病?”

“恐高症呀。”

在电线杆上触过电的人,下次爬杆子时百分百会害怕。那是了解了电流真面目后的本能恐惧。触电事故中,从电线杆上摔落致死的几率比当场电死大得多。

“小陈触过电吗?”

“这我就不清楚了……最近他特别害怕爬杆,工作都没法做了。”

“他也没说原因是吧?”

“没听他提过。”

“什么时候开始的?”

“就是这阵子。”

一个念头从我的心中划过。

遣返开始了,第一艘船和第二艘船离开大连,向祖国驶去。

我没有继续探究这起事件,但来龙去脉已经明晰了,我最想不通的一点,就是胁田美佐子的心理。

在这个混乱的节骨眼上,妻子患了胸膜炎。

星期天,我怀着无法照顾妻子的愧疚,一面跟她解释,一面把配给的两斤白米和鲐鱼干塞进包袱里,准备去探望胁田善吉。再无其他外部线索了,我想搞清美佐子离开叔父家的理由。

住宅调整后,善吉一家搬到了昔日的花柳巷逢坂町【今武昌街】,我在常盘桥【今青泥洼桥】换乘了电车。

穿过褪色的铁制孔雀门【逢坂町入口,花柳巷与普通区域的分界点】,打听后得知他们住在大和楼的四层。沿着脏楼梯爬上去,两侧是公寓风格的房间。

突然传出训斥声,是个尖锐的女人。

“你再这么磨蹭下艘船也别想赶上。明天的饭都没了。还等什么,快去地区委员那儿求求情,把我们名字加进去啊!”

我愣在原地。有人嘟囔了什么,接着一个男人粗暴地推开门,冲了出来。

“啊,胁田先生。”

男人看着我。

“啊!”

胁田善吉眨眨眼,忆起我来,但争吵的怒火尚未平息。

“美佐子的事你去问我老婆吧,我还有事……”

他吼出这句话,就一阵风似的下了楼,我连拦住他的时间都没有。想到要见刚才发火的女人,我打起退堂鼓。

酝酿好情绪后,我敲了敲门。

听我说明来意,胁田夫人并没有生气,尽管面容憔悴,但仍能看出中层阶级生活的痕迹。一个面色苍白的少女站起身,面无表情地从我身边挤过去。家里只有一个房间,大概事先对她说过有客人来就得出去吧。

“美佐子的事我也有错,现在想想很后悔……这段日子每天都为米的事儿发愁,脾气很暴躁……跟那孩子吵嘴时,不该说的事也……脱口而出了……”

“说了什么可以告诉我吗?我很担心她。”

我认真地问。

“好吧,”胁田夫人懊恼地看着我,“我跟她说,‘你算什么东西啊,身体里流着一半中国人的血,走吧,去跟这片土地上的人恩爱吧!’我说的是真话。”

我屏住呼吸,说不出话来。

随着回国的浪潮,大连街头日本人的身影越来越少。会社里,日本人也像梳子齿般被一根根拔掉,座位渐渐由年轻中国人取代。

电力会社正式公布残留人员名单时,我的名字不出所料也在其中。

残留人员在当地审评,听从莫斯科方面的安排。我能留下来,主要是中国方面的强烈要求。

回家后我把通知转述给妻子,她落下泪来。妻子的胸膜炎相当严重,大连的医疗品稀缺,无法救治。

“横竖都是死,我想死在故乡。”

妻子咬着和服衣角,无声地呜咽。我摸摸她消瘦的肩膀。

几天后,我站在了卡尔卡索夫佐官面前。我们培养出用简单词语就能沟通的默契,讯息在眼神间微妙传递。我单刀直入。

“妻子病重。我想回国。请批准。”

佐官盯着我,脸上没有表情。对他来说莫斯科的指令是铁的规则,他会成全渺小的我的请求,取消残留决定吗?

没想到佐官重重地点头,说他会努力。

话题一转,他说:“今晚来我家吧。”

“有时间就去。”经不住他的多番劝诱,我答应了。

卡尔卡索夫佐官住在苏军接受后的南山麓,面朝广阔的草坪斜坡,能看见大连湾碧绿的海水。海面一派早春景象,我们相谈甚欢,海水也慢慢黯淡,融入暮色。

佐官夫人也有一双蓝色的眼睛,身躯小巧,忙个不停。忙碌的样子跟日本主妇无甚差别。

饭菜整齐摆好,开水咕嘟咕嘟翻滚,俄罗斯风格的长沙发坐起来很舒服。聊天氛围轻松闲适,只是完全没提到工作,让我有些意外。

“请吃面包。”

夫人一面推荐奶油面包,一面抱怨配给的食材太少,完全是家人式的招待。

酒过三巡,佐官打开话匣,开始吹嘘自己的家乡。生锈般的嗓音很好听,语调像在读诗。

“太阳当头,到处都是明亮的光线。我们国土幅员辽阔,高山绿树,密林一望无际。绿色另一头回响着人们嘹亮的歌声。”

佐官突然收声,耳语了些什么。我听懂他的意思是“死亡有两种,其中一种无法躲避”,刚想问他为什么这么说,夫人走了进来,结束了我们的交谈。

离去时,佐官夫妇一起在门口送别。佐官想说什么,欲言又止,焦虑表情像是有什么要紧事无法开口。不过他们的招待是诚意满满的。

残留撤回,我的申请通过了。回国前一天,我去了趟会社。

晚上七点,工作交接完毕,只剩一些私人物品需要整理。整理完成后,我站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看到桌子上一本小小的姓名簿。

那是为了方便社员们回国联络的姓名簿,写有每个人回国后的住址。我翻了翻,当然,里面没有胁田美佐子的名字。

感伤涌上心头,我的耳边响起美佐子婶婶的话。

“她父亲在内地长期出差时,她母亲就怀孕了。对方是个在官邸打杂的苦力,虽说是苦力,却来自金州本地的一个大户人家……美佐子的母亲坚持要这个孩子,离婚也不怕。亲戚们从内地不请自来,骂她是国耻,那个苦力也被赶回了金州。丈夫从内地回来后,在一片混乱中不幸死于霍乱。于是她换回娘家姓,把美佐子生了下来。她死了以后,我们就把美佐子接到了家里。她对那个苦力是真爱吗……”

我合上姓名簿。归国遣返这道巨大的屏障将美佐子屏蔽在外,而叔父一家的狼藉生活又牢牢将她攥在掌心。

她走投无路了。我愣在原地,想到这么长时间以来,自己一心扑在工作上,没有关心过部下的生活,不禁追悔莫及。

办公室门口传来脚步声,是陈子孟。

“听说你要回国了。”

小陈走近我,沉默了很长时间。

“小陈,你有话要说吧?”

我猜到他的话不想被人听见,于是用眼睛示意资料室。

关于那起密室事件,我有自己的推论。细节还不明确,但能掌握大概。

狭小房间里堆满了调查底账、凭证和传票,我们相对而坐。

“你不好开口的话,我就先问了。胁田美佐子是你杀的吧?”

他猛地抬头,摇摇脑袋。

“我没有。”

“是吗?我也想相信你,但那晚你们见面了吧?”

“见了,晚上七点,在烟囱后面……”

“在那做了什么?”

小陈闭上眼睛。

“做爱了。”

突然听到这么粗俗的话我大吃一惊,难道他只会用这个词指代性行为吗?

“是美佐子找我的,我一直深爱着她。”

“然后呢?”

“做爱时,美佐子喊了声‘妈妈’。之后看到她衣服上有血,我吓了一跳,赶紧跑去守卫室拿纱布。”

一定是没有接吻和技巧的原始性爱。跟我想的一样,美佐子还是处女之身。

“等我回来时,美佐子已经死了。”

“死了?”

“好像是服毒。”

我想起来,战后日本人的手里都有一瓶剂量足以致死的氰酸钾。

“于是你把事情告诉了陈老人,要了佐官的房间钥匙,背着美佐子上了六楼。”

“没错。”

“为什么要运到六楼呢?”

他沉默不语。

“为什么?”

我穷追不舍,他终于开口。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只是想着,一个日本女人从六楼跳下自尽,听起来很圣洁,连我也想一起跳下去……”

小陈的话到此为止。中国人几乎没有殉情的事例,然而在日本统治下,与日本人关系紧密的小陈,会有这样的想法也不足为奇。问题在于他下意识地想把美佐子的死掩饰成殉情。

“大致明白了。佐官和我在门外时你很慌张吧。”

听到我们的动静,小陈失去了殉情的念头,用螺丝刀塞住钥匙孔。

“是,我把她抛下了院子。”

“你跳到了烟囱上,长年累月在上头干活,做到这个并不难。但我们趴在窗口往外望的时候你在哪?”

“挂在烟囱口的内侧。”

“这就是你得了恐高症的原因吧。”

“是,每次爬到高处仿佛都能看到美佐子的身影,但又不能因为害怕就换工作,实在没辙……”

我们沉默片刻。路灯映出他棱角分明的轮廓。

“小陈,我都清楚了,谢谢你告诉我真相。”

我看着小陈的眼睛。

小陈也看着我的眼睛。

“小陈,过去的事情都忘掉吧。这片土地终于回到了你们手里,变好变坏就看你们了。苏联也会撤走的。凝聚力量,好好干吧!”

小陈眼中闪着光,不知是不是泪水。

我打包好私人物品来到一楼,守卫室的陈老人在那里。

“老陈,我来跟你道别了。”

“要回国了啊。”

陈老人眨眨眼睛。

“那晚的事,小陈都告诉我了。”

“……”

“那时你们把美佐子藏到哪儿了?”

“从烟囱前抬到了守卫的值宿室,然后捡回了子孟丢下的钥匙,就在你们从六楼下来之前。”

“难怪你有钥匙。可是为什么要把美佐子藏起来呢?”

“那种情况下,美佐子会被认为是子孟杀的,外甥太可怜了……”

“我懂了,那美佐子……”

“埋在烟囱下面。”

我从衣兜掏出四五张军票,一共六百卢布。

“老陈,拜托了,什么时候把胁田美佐子埋到像样的墓地里吧。”

陈老人点点头,推回了我拿钱的手。

“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不用你的钱。”

“拜托了。恐怕再也没机会见到你了……”

我像刚才看陈子孟一样注视着陈老人的眼睛,但老人的表情一团茫然。

我来到室外,低头走在天寒地冻的街道上。

美佐子为什么要死在小陈面前?恐怕不只是爱吧。

美佐子为什么要喊“妈妈”?或许不只是恐惧吧。

无法带走的故乡丧失感……这并非美佐子一个人的心情。

冷风撞击脸颊,我感到异常的孤独。

遣返者聚集在大广场小学校【今鲁迅路7号第十六小学】,暂时收容在旧关东军仓库【今明泽街78号日本大连宪兵队本部旧址】,然后去码头坐船。出发那天,在遣返队伍里徐徐行进时,我才第一次尝到战败的滋味。终战后,我依旧在原来的会社工作,没有遭遇激烈的战火。此刻提着定额的行李,像被抓住的逃亡奴隶似的,缓缓移动脚步。

在街角,我碰到了一个抱着大罐奶油的苏联将校,是卡尔卡索夫佐官。这样偶然的相遇令他瞪圆了眼睛。

“噢,是你啊。”

他走过来同我握手,一阵厚实、温暖的触感。他看了眼我身边的妻子。妻子一脸病色,靠在我身旁。

“这个给你夫人。”

佐官把奶油罐子递给我。那是一个厚厚的铝罐,样子奇特。是配给品,大约一个月的分量。我眼前浮现出抱怨配给数量不足的佐官夫人。

不过,接受这份礼物,才更能显出我对他的感谢吧。

“谢谢。”

我接了过来。

分别时,佐官微笑着在我耳边轻声说道:“つるばあ。”

我一时听不懂这个俄语词的意思。

拐过街角,我回头望去,佐官还站在那里,像尊雕像似的看着我。

奶油罐子在登船前被码头的检察官没收了。苏联的军用物品连根针也不准带走。

遣返船西安丸驶出大连。在被称作东洋第一的码头候船厅的对面,大连的街头正缓慢下沉。

从此以后,怕是再也见不到光秃秃的山峦、宽敞的街道、街上的洋槐、星浦浪漫的樱花和西公园【今劳动公园】清爽的散步小径了吧。

蔚蓝的海水在岸和船之间慢慢扩展开,视线离岸边建筑越来越远,一个光点在那里闪烁。

眯着眼睛望去,原来是放在岸边的卡尔卡索夫佐官送给我的奶油罐子,那光点来自满洲太阳的反射。

如今回忆起来,我似乎太过关注人物了。

当大连浮上脑海时,想到的并非从小长到大的街道景象,而是小陈和陈老人这些值得热爱的中国人,以及卡尔卡索夫佐官这样值得热爱的苏联人——跟思想和主义无关。

……他们串联起了我对胁田美佐子的记忆……

妻子病死在了松江的国立医院。

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夜,废屋般的医院窗户前聚满了飞蛾。妻子得偿所愿,死在了故乡。

我在松江殿町的一家书店里看到八杉贞利编辑的《日俄辞典》,是战后不久的昭和二十年十二月一日由岩波书店出版的。

我翻开辞典。

“つるばあ。”

“T……P……Y……B……A……”

意思是“烟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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