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左家庄

文/张文博

引  子

南去渭河十里,北距莽山十里,在从兴平到高陵绵延百里的五陵塬下,在平整的关中道上,有村左家庄。

站在村外的水泥路上,身后是平坦整饬的麦田,绿波平静。眼前,却是左家庄不伦不类的半边脸庞,没有了满脸胡茬,没有了黝黑粗粝的皮肤,更失却了四十年前的水色生气,一如村口的那条路,在秋日的的夕阳下,泛着茫然的白光。

眼下的左家庄——我的故乡,虽则没有太大的变迁,但和关中平原散布的无数村落一样,已然在向着小康道路奔徙的途中大口大口地吐纳着:泥坯房消失了,瓷砖贴就的楼房多了;扬灰土路没有了,通村水泥路多了;纺车没了,织布机没了,就连八十年代风靡一时的缝纫机也销声匿迹了,电动车多了,摩托车多了,小汽车也在村中不时穿梭着。。。。。。这些时代馈赠的物质文明在优化着左家庄人生活的同时,是否也在悄然侵蚀和矮化着我的乡亲们的精神?近日读到一则《农村价值失落已造成很多严重社会问题》的网络文章,笔者列举出了诸如留守老人和儿童、传统民风习俗不再、道德溃败等等农村现实问题,并从中国传统的“入世”价值观和农村“传宗接代”的生命意义的对立转换剖析国人的“物质性”,以及“物质性”被农民接受后出现的“变态”,从而出现如“笑贫不笑娼”等许多极端的不可理喻的现状。读后令人沉重,并隐隐担忧,我的故乡是否也如该文一样,在迷幻的路上越走越远?

但事实上,以上迹象在我们老家已露端倪。在全民唯商而“入世”,追寻物质价值的大潮之中,淡定何来,高尚何来?

近乡情更怯。

现在,我就站在村口。料峭的秋日的风从背后吹来,将斜阳散步的温热剪成碎屑,又在我的后背,我的发梢,我的身旁星星点点坠落或者飘散。我的眼球再一次被阳光斜射的水泥路和村中洁白的楼房外瓷灼痛。我索性转过身去,一屁股坐在路旁的小河渠上,在平坦广袤的黄土地上,在微醺的青草香中,细细点数儿时的记忆,努力搜寻左家庄逝去的岁月韶光。

城  池

前年陪父母去平遥古城,站在洒满阳光,游人如织的平遥古城墙上,老父亲悠然叹息道:这城墙,和咱堡子原来的城墙一样呵。联系小时的记忆和父亲的叙述,我恍然明白,半个多世纪以前,左家庄乃至关中平原上的众多村落,竟然也有着恢弘壮阔的城防战史。

堡子,是指有城墙的村落。在关中,互相攀谈要了解对方是哪里人,通常都会问其是哪个“堡子”的,如同东北人的“屯”一样顺溜。有据可考的“堡子”,出自北宋名臣范仲淹的一篇奏折中“各筑堡子居住”,而大规模的修筑“堡子”则是明朝的事,有谚云“汉冢唐塔猪(朱)搭圈”,其中“猪搭圈”意即明朝修长城建堡子。昔日的左家庄分作南、西、北三个堡子,我家所在的北堡子略大一些,南北宽150米左右,东西长约200米左右,堡子的墙高2丈余,宽约一丈,为夯土筑成,围着堡子的城壕宽约10米,深约3米。堡子的正门是北门,西边有一侧门。解放前的堡子,大抵就是一个小型的城池。

我的父辈弟兄五个。1969年,不堪重负的祖父母将我的父母分出另过,于是在东向堡子的西门外,一个简陋的社会新单元在此扎根。及至我出生,城墙已不复存在了。儿时和堡子有关的记忆潮湿而零散,却总是和城壕有关。

晨起,太阳从堡子里错落的老宅和城壕边矗立的白杨树缝隙中射出朱黄色的光,丝丝缕缕,将晨起缠绕在堡子腰际的薄雾铰碎。此时的我,总会痴痴站在家门口的城壕边上。一群鸭子在城壕底部的雨后积蓄的浅水里嬉闹,两只白鹅从壕底踱着舒缓的步子悠悠向上攀援,间或发出两声雄浑高亢的鸣叫。壕岸边,一丛丛绿色的“老鼠他舅”煞是繁茂,枝叶间少不了许多绿色如老鼠屎般大小的带刺的小果实。这个时候,总会看到壕对面的堡子口边,一袭黑夹袄的爷爷叼着长长的烟锅圪蹴在壕岸边,手中红色的搪瓷茶缸里廉价的陕青氤氲着热气,和着烟雾在爷爷满是白色胡茬的脸边变幻着图案,让我不由自主进入童话的联想世界。这当口,也总会从村里有三三两两的男人趿拉着布鞋,操着手走出来,有一搭没一搭的和爷爷这群人闲扯上几句,末了都痴痴地朝着壕里看,直到自家女人在堡子那头吆喝着吃饭了,才又都姗姗趿拉着回去。也有势大的长辈,等着女人端来一老碗黄亮的玉米䂦子稀饭,一碟放着 “两搅”馍的凉调萝卜菜,就势圪蹴在壕岸边,呼噜呼噜边吃边扯淡。这是春天。

等到秋天,霖雨不休的时节,城壕便迎来了壮观的时刻。堡子里外的雨水都欢快的流进了壕里,几乎一夜之间,城壕就变成了一条壮阔的河谷,土黄色的水蓄得城壕盆满钵溢。岸边的“老鼠他舅”只露出三两个巴掌大的叶子,村里的鸡鸭也蜷缩在房檐下,透过房顶屋瓦上直垂下的雨帘子看着一派灰黄的天地。我也蹲在自家门廊下,饶有兴致的看雨滴落在水面上,打出一个又一个小灯泡,又瞬间熄灭。我便想象着如何能驾一叶小舟,撑起长篙,在这宽阔的水面上划行,或者有一只乌龟游过来,让我可以骑在它光滑乌黑的背上,让神化里的一些场景再现。这时的左家庄,家里的大人们便镇日在炕上歇息困觉解乏气,门前的路上,除了少数有伞有雨靴的主,很少有人走动。偶尔,也会看到村里的老人戴一顶硕大的雨帽,两脚各绑着一个“泥蹄”——一个微型的小木凳——从堡子里走出来,我便会吵着闹着向父母要“泥蹄”,虽然从未如愿。

然而,这些毕竟只是和平岁月里有关左家庄堡子的点滴印记,平淡甘甜。而在更为远久的百年前,在我的爷爷尚未诞生前,就在这块土地上,和关中平原上许多村子一样,左家庄也发生了一场异常惨烈的战事。

在最新版的《稽注校订兴平县志.人物志.民国死事略》中有如下一段记载:“张禄,左家庄人。七年七月,土匪至,禄督人守城,自晨至午,炮声不绝。子药尽,以碎铁济之。匪纠大队至,从东北树杪下击之,其城遂陷。禄犹手铁器杜门,中弹而毙。村人张纲亦以城陷不避,被击院中死。”去掉标点,正好77字。搜寻有关的历史,1918年的关中平原上,兵燹匪患连绵不断。关中小股军阀各霸一方,驻在兴平的军阀贾福堂,到处抓丁,扩充实力,搜刮民财,放兵掠抢。其祸害兴平从4月至11月历时8个月。嗣后,陈树藩派张鸿远(字飞生)领兵围城月余,双方激战伤亡惨重。终因城内粮、弹不足,士气低落,城被攻克,活捉贾福堂,枪决于东关外。

厚厚一本兴平县志,只有这77字读后让我热血沸腾,久难平复。左家庄此役,我村计亡43人。在堂而皇之有备而来的土匪面前,在“炮声不绝”的阵仗面前,以张禄为首的先民们据守在坚实稳固的左家庄城墙上,浴血奋战“自晨至午”,民国七年七月的酷暑何惧之有,土匪的隆隆炮火何惧之有,城陷我亡又何惧之有!区区草寇安可俯首就范,铮铮铁骨只为保家为民。当然,张禄、张纲到底是哪家的先民无从考证。但左家庄刚烈勇健的乡魂可见一斑,左家庄近百年来的历史无疑也将会因之而熠熠生辉。而这,或许也是左家庄城堡肇建以来最为灿烂的一页。

城池的历史总有着挥之不去的硝烟弥漫,也总是渗透着鲜血和泪水,而隐匿闪烁其间的,则是一城一堡一族民众愈久弥香的乡魂,城池的历史价值也因之彰显。建国初期,梁思成、陈占祥等专家奔走呼号,甚至涕泪长流要保护古北京城,最终失败,而成千古一憾。北京的建筑价值自是珍贵,但深藏其间的精神价值又岂可估量?北京尚且如此,区区一个左家庄又能奈何?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堡子墙被人们一撅头一撅头挖倒,再一架子车一架子车转移到了农田里。堡子终于坍塌在了历史的劲风骤雨中。

父亲说:城墙太瓷实了。一撅头挖下去,就跟挖在石头上一样。

人  居

几乎每次回老家,我都会在家里炕上睡一会。而几乎每次躺在炕上,很快就昏昏然进入状态,等到母亲喊着吃饭,方才迷迷瞪瞪醒来,便觉得浑身筋骨酥软,肉身已成一摊烂泥,而要想忆起梦中景况,却无半丝痕迹。等到一半个小时后,又觉精神倍增,神清气爽。那种在炕上睡过的感觉,似同醉后酣眠,又似死过复苏,无法言说。

老家的土炕,是由胡基和炕坯成就的。

每年春季,村里的土壕(村里指定挖采土的壕沟)异常热闹。盖房垫庄基拉土的,打胡基的,架子车、手扶拖拉机络绎不绝,一派热火朝天。而这些行当里,最吸引人眼球、最有技术含量的,便是打胡基了。胡基是把黄土用模子、平底石锤子加工成长约45公分,宽约30公分,厚度约7公分的长方形土坯,其重量一块至少在十五斤以上。打胡基大都是两人合作。在青石板上,用特制的木模框,一人填土洒灰,一人提锤子,尤其是提锤子锤土的男人们,最是潇洒:手握平锤,低身,先用两脚把模子上面多余的土踢掉,然后便低首含胸,屏气提腕,硕大的石锤子随着他起落的手臂在模子中央的黄土上有节奏的跳起舞来,“嗵、嗵、嗵……”他的动作潇洒、自如,不慌不忙,脚不走空步子,手不做空动作,一招一式,准确轻巧。不到半分钟,一个四边棱角分明,两面光平的“胡基”便成形了。若是恰逢数家都在打胡基,整个土壕便分外壮观,锤子声此起彼伏,叮叮咚咚,在空旷的土壕里回声宏亮,宛若战鼓齐名。打好的胡基,如现代人码好的麻将牌一般,整整齐齐分五、六层摞在了壕里。一俟风吹日晒干透了,便用架子车拉回家里。

到了伏天,玉米在地里拔节生长的时候,大太阳亮亮的炙烤着大地,便是做炕坯的最好空挡。近正午时分,在平整的地面上,在长约1.2米,宽约70公分的模子里撒上草木灰,用砸碎的麦秸杆和黏土和好泥,一人将搅拌好的泥倒进模子,一人蹲在模子边上,光亮平滑的“泥逼子”如同小泽征尔手中的指挥棒一般,在模子里节奏迅速的滑动,一锨泥压平了,再抹光,又一锨泥来了,再压光,一袋烟功夫,模子里的泥眼见得满了时,一人赤脚走进去,来回踩踏,另一人则同时将手边的草木灰如揉面的面扑一样轻轻洒进去,直到感觉模子里面的泥巴渐渐粘硬起来才作罢,最后,再由手法好的用泥箅子将炕坯面抹平整。这还没完,一个下午,还得定时“保养”:用长长的木板子在炕坯面上拍打,让它“出水”后再抹光,如是两三次。晒上几天后,一个白净齐整的炕坯就从地上直挺挺站了起来。

四面竖起胡基墙,中间撑起胡基柱,炕门烟囱都留好,四张炕坯搭上去。成了!就这样,儿时的我和我的父辈娘亲有了一个不再寒冷的冬天,有了一个神清气爽的四季,有了一个可以抛却愁思安放梦想的温柔之乡。

胡基和炕坯盘成了炕,供人安眠,而一旦和木匠师傅的巧手杰作结合,就盖成了房,供人安居。

上世纪80年代前,散步左家庄的民居大都是土木结构,一边流水的瓦房,俗称“厦子房”。仅有极少数人家是有梁有柱,两面流水的“大房”,而“大房”也成了人丁兴旺,家境殷实的象征。

1985年,半生节俭,年逾不惑的父母终于凑齐了盖大房的积蓄,这项意义重大的家族工程在春暖花开的农历3月浩浩荡荡启动了。

每天早上天刚大亮,村里的乡党不约而同扛着铁锨来到我家工地,没有热情的寒暄问候,没有隆重的分工会议,十几位叔伯自觉行动,或拉土拉胡基,或担水和泥,一会儿,我家丈八宽的庄基地上热气蒸腾,叮叮咚咚的劳动大合唱很快进入高潮部分。偶有迟来的叔叔,也一脸尴尬,在旁边大声笑骂的其他叔伯的调侃奚落下,匆匆投入行动。直至母亲和姐姐把做好的早饭端上桌,大声招呼大家过来洗手脸吃饭,合唱的第一乐章才告结束。简单的早饭吃罢,叼上一根父亲递上的“大雁塔”纸烟,在渐趋灼热的日头下,第二乐章又隆重开场了。这时,“匠人”杨爷爷才吆喝两声,依然是手头的活不停,甚至头也不抬,叔伯们只是用行动响应,一上午,单打独斗的,两人合作的,或者集体发力的,大都挽起裤腿,脱了褂子,上身只穿一件洗的发白,甚或有两个窟窿的背心,露出一双扑闪着“白珍珠”的铜色臂膀,挥舞着。这当口,若有一两个“碎娃”跑来找他父亲,或者是“婆娘”找他男人,才会听见工地里发出一两声炸雷般的吼叫:“滚一岸子去!没看见你先人忙着么?”若是碎娃,大都边哭边走:“我回去给我爷(婆)告你去”,若是婆娘,嘴里小声嘟囔一句“猪!”也是姗姗地拧身撤人。工地里才有了些许生气。到了晌午端时,叔伯们端一老碗母亲擀好的干面,舀一勺子油泼红辣子,随便找个荫凉处圪蹴下,呼噜呼噜吃完,有人回家去喂猪,有人去打盹,没事的人这才到了天南海北正式扯淡的休憩时间。等到忙完事的人过来了,第三乐章也就徐徐开演了,直至日落西山,才穿上褂子,扛上家具,晃晃悠悠各自返家。

现今,土炕和土坯房,也早早淡出了左家庄人的生活,如同身后的村道一般,已然钢筋水泥化了——边角分明,坚硬而冰冷。

田  地

我现居的兴平,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小县城。二十多年前,那位著名的老人在南方画圈之后,这个被誉为“关中白菜心”的北方平原小城,便如同上帝在生宣上写字作画时不小心溅落的一个墨疙瘩,迅速洇染散扩,体量日渐庞大。而工业城市扩张的快乐,自然是土地田园的败退之痛。咸阳作家王海先生《城市门》里城郊失地农民的尴尬现状,也屡屡在我的耳边眼前飘荡。

所幸的是,因为距离的原因,工业的怪兽那凶凛凛的眼神尚未瞄上这个兴平西把头的左家庄。

天地之大德曰生。千百年来,左家庄的先人们赖以生存的这块田地,有汤汤渭河之水,有汩汩地底清流,有四时风雨雪霜,有日月光华盈亏,才得以庶出丰饶,生生不息,哺育繁衍了一代一代她的子民。

我的童年正处于祖国粮食出产匮乏的艰难时期。在农业生产生活“大集体”化的时期,左家庄人虽温饱难求,但生存尚可为继。对那些岁月的印记,稀疏而模糊,只影影绰绰记得“两支队伍”:父亲或者母亲拉着架子车,车上坐着相差不过四岁的我们姐弟三人,尾随着是扛着镢头、锨或者耙子的 “朝而往,暮而归,伛偻提携”的出工收工队伍;再就是每天回来后跟着大人,在小队的会计室外 “记工分” 或者分粮食、分菜时的长长的队伍……但这些场面的背景,却是蓝蓝的天空和洁白的云朵,以及小孩子眼界中异常辽阔宽广的麦田、无边无际高大茂密的玉米地,如果再给这些场面配上画外音,则是队长洪亮的吆喝声,是社员们粗粝而爽朗的笑声……清苦的岁月里,左家庄依然快乐着。

对于土地的热爱瞬间浓烈得无以复加的,当属自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上叶那短暂的十余年。从吵吵闹闹的分地工作结束后,左家庄的人们终于切切实实有了各自的“一亩三分地”,于是,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的,是人们对土地空前的热爱——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热切,可以与人类最原始的两性情爱相媲美的爱恋,土地更像一位娇媚的妇人,让躬耕于其上的人们寤寐思伏,躁动不安。

每天晨起,当懵懵懂懂的我揉着惺忪的睡眼上学时,总会看到已经满身热气腾腾的父亲拉着架子车把后院的猪粪转运成门前的小山,或者是从土壕拉回了另一座小山,同样堆积在了门前。而上学的路上,也已是牛车、架子车欢唱如潮,络绎不绝。更有甚者,已是荷锄归来。到了夏收或者秋收时节,人们更是不分昼夜的在土地上耕作,在明月下收割小麦或者在大雨中掰玉米是我这个年龄的人所共同拥有的“大忙天”记忆,而对于孩提时代的我们,最感兴趣的则是夏夜“打麦”了——为了不至于影响白天的收割,人们总会安排在晚上打麦。

是夜,或月明星稀,或夜黑如墨,但“场”里总会灯火通明,打麦机轰鸣着,扬起一股股的麦秸碎尘,在光影里犹如纷扬的雪花,倒冲向天空。而打麦机周围,急速而欢快的脚步有序穿梭着:前面的传送履带上,左右各一位沉稳的叔伯在縟麦草,而妇女和孩子则是搬运供应麦秸捆的主力军,从堆好的麦秸捆堆前将一捆捆麦秸送至縟麦秸的人面前,解开麦秸捆的“要子”,再一束束的递上去。机器的尾部,是三五位拿着长叉的主,接收打麦机吐出的脱粒后的麦秸,再把这些细软的麦秸堆成一个瓷实平整的大草堆。打麦是需要几家人合作轮流进行的,遇见这样宏大的合作场面,最兴奋的就属孩子们了,帮大人递几捆麦秸,偷空在温暖的麦秸堆上打几个滚,或者叫上伙伴在偌大的“场“里捉迷藏……这时,忙于迎接土地上每年一次的收获果实的大人们也总会网开一面,任我们高兴的肆意折腾。

现在看来,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对土地乍一私有化时的狂热,多少有点“初婚承新妇”的冲动和喜悦,而当“七年之痒”的激情殆尽,商业大潮的冲击波洇湿了人们鼓胀的物欲之后,谁都会算这笔账:一亩地出产的粮食价值和南方打工一个月的工资相较孰多孰少?左家庄的土地便如弃妇一般,“寂兮廖兮,奉身而退”。就像现在我眼前的土地,依然平整,依然有地下水的灌溉,也依然有庄稼作务,但简单快捷的机械化耕种手段下,又有几分对土地的珍爱蕴含其中?

后  记

还是以左家庄为轴心,北去莽山15里,有洞曰黄山宫;南去秦岭三十里,有观名楼观台。相传老子昔日曾在此两处往返讲经。

虽然无法考证,但我猜测,作为这两处的中间地带,左家庄的大地也一定被这位先哲光顾过。在老子的人生哲学里,轻利寡欲、无私不争的训诫充斥其洋洋五千言的宝典之中。他认为,名利财货、声色犬马这些外物任何一项都会令人心迷神醉,而这些正是社会纷乱的起因,也是个人祸患的基因。据传,在近代大哲层出不穷的德国家庭,几乎每家都有一本《道德经》。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吟咏着这位东方大哲的箴言,我想,这片道家思想泽被过的大地无疑是困惑的,而这片大地上的生民也无疑是有愧的。

秋风斜阳,旷野低绿。

我目之所及处,一块一块方形的麦地,被笔直的土垄隔成数道长方形的田畦,似乎是为了努力挽留我记忆中那些一个个长方形的炕坯、胡基和城堡,以及左家庄历史缝隙中那些线条方正,粗粝质朴的乡风、乡魂。我长久的注目于这片田地中,目不忍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