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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圈是一个不断经历新陈代谢过程的生命体,产业演进与空间布局是并行不悖的两大主题。“土地紧缺—价值重组—空间调整”是都市圈产业布局的根本逻辑所在,让昔日浓烟滚滚的烟囱成为新的名片,让集约精明的发展理念成为新的共识,是现代化大都市产业演进的共同方向。

1978年10月,在中国正式“开门迎客”、实施改革开放战略的前夕,邓小平访问日本,在神奈川参观完日产的生产线后,发表即席讲话:“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了。”

彼时的中国,渴望在自己的每一座城市,都能拥有像日产、松下那样的大规模工业企业。40年后的今天,身处我们这个第二大经济体中的许多城市,已经成长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都市圈,不再为需要引进一个大规模工业企业而烦恼;如何随着产业转型而同步推进空间布局的调整,成为新时期城市管理者们共同面对的一大课题。

从第一家外资企业的迁移路径说起

1979年,泰国正大集团和美国大陆谷物公司共同投资兴建的正大康地集团,落地深圳经济特区,成为我国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营业执照编号为“深外资证字0001号”。

当时,广东省经济特区总公司很爽快地划拨南头公社红朱岭1500亩土地给正大康地。这家中国饲料行业的“黄埔军校”当年的所在地,正是如今赫赫有名的深南大道;正大康地当年的猪场上,如今矗立着小马哥的办公大楼——腾讯总部。

1981年建设中的正大康地饲料厂

1980年代初的深南大道

正大康地公司旧址如今的模样

正大康地的搬迁过程,正是深圳城市空间布局调整的生动印证:90年代,随着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迅速崛起,深圳中心区域的产业空间亟需优化,以实现土地价值的重组提升。正大康地于1996年开始拆除养殖基地和饲料厂区,逐步拆搬迁至蛇口码头。如今,正大康地留在蛇口工业区内的,为年生产4.8万吨的预混饲料厂,其养殖和试验基地,早已搬迁至龙岗的龙岭与四方铺。而总产能规划达到50万吨的最大生产基地,更是落户到了粤西的阳江。

都市圈的产业空间重构,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服务业及高新技术等高利润率产业快速发展,在城市空间需求方面,与原本占据核心地段的工业企业形成激烈竞争,促使低利润率产业向郊区甚至远郊迁移。

产业空间重构的中国大都市

上世纪60年代,上海的报纸曾有过多次这样的小测验:上海最高的建筑是什么?答案既不是76米高的国际饭店,也不是中苏友好大厦尖顶上那颗离地100米的红星,而是杨树浦发电厂105米的烟囱。

时至今日,这座曾经的远东第一大发电厂早已停产,但两根烟囱和厂内的老建筑被保留下来,整个发电厂被改造成为一个集商务办公、文化创意与旅游于一体的全新园区,成为上海北外滩一道时尚而又富有历史韵味的新风景。

这样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一座座旧烟囱成为城市的一张张新名片,蕴含其中的,是一个城市产业演进的足迹。

都市圈产业演进的本质是一个“土地紧缺—价值重组—空间调整”的过程。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型城市,基本上都是在推动经济服务化与产业高端化的时期,同步开展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和空间重构。纵观我国36个重点城市的空间调整时间,也基本都始于工业增加值占比开始下降之际(注:本文根据GDP和人口规模,将36个重点城市划分为4个梯队)。

第一梯队北上广深4个一线城市,除深圳外,工业增加值占比都是从1978年开始逐步下降,相应的产业布局调整也基本同步进行:北京1984 年开始推进工业的“大搬迁、大关停”。上海从1980年代开始治理“三废”,1992年按“三、二、一”产业发展顺序,对产业布局开始了大规模调整,内环线内的工业区结合旧城改造,逐渐实现“退二进三”。

第一梯队4个城市工业增加值占比变化(1978-2016年,%)

其他32个城市,工业增加值占比开始下降的时间略有差异,但大体都在2006-2012年之间。产业空间调整的时间则相对较早,2001年国家计委发布《“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提出鼓励中心城市“退二进三”,之后各城市加快了产业空间调整步伐,纷纷启动旧工业区升级改造工作。

近年来,集约精明的城市发展理念得到广泛的重视,城市更新热潮渐起,推动城市的发展模式从“扩空间”逐步过渡到“增内涵”,旧烟囱成为新名片,是许多城市产业演进的普遍现象。

第二梯队10个城市工业增加值占比变化(1978-2016年,%)

第三梯队10个城市工业增加值占比变化(1978-2016年,%)

第四梯队12个城市工业增加值占比变化(1978-2016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各省市统计年鉴

值得注意的是,城市旧工业区的更新不是简单的拆旧建新,不是跟风的外迁扩展,也不是以地产开发为导向的利益攫取。脱离产业的升级而盲目过早进行工业区改造、搬迁和转移,容易导致城市产业的空心化。

从我国36个主要城市的城镇化、工业化率和工业增加值的气泡图来看,第一梯队城市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基本沿着发展规律行进,工业化率逐步降低到30%以下;第二梯队在35-40%之间,第三梯度在40-45%左右;前三个梯队的产业演进整体保持良性的态势。而第四梯队大部分城市,则呈现出工业增加值占比总额较小,工业增加值占比却下降过快的隐忧(占比在25%以内)。

探求中国城市更新时间序列与发展阶段之间的联系与差异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各省市统计年鉴

注:图中圆圈大小表示工业增加值规模

总体而言,都市圈应结合自身的发展阶段,把握正确的时间点去推动产业升级和工业区改造,高度警惕“推土机困境”,避免出现“产业空心化”。

产业布局的实质是以价值定坐标

对于利润的天然导向,决定了企业必然追求单位空间的高价值和生产经营的低成本,两者博弈形成适合自身价值创造力的最佳区位,推动都市圈产业形成“三二一”逆序化分布规律:金融、商贸、总部经济等高附加值产业,重点分布在核心区;制造业依照对核心区的依赖度与对土地空间的需求度,从内而外按产业附加值高低梯度布局。整体上,在都市圈产业转型和空间重构的要求下,布局呈现以下新特征:

创新推动,先进制造业环城布局延伸

先进制造业对核心城市的研发、金融和销售体系有较大的依赖,又需要相对充裕的土地空间,以适应集群发展,重点分布在30-60km的都市圈外圈层。

以世界三大成熟的都市圈——伦敦、纽约与巴黎为例,伦敦都市圈在外郊区沿M4走廊形成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与企业后台服务产业集聚的高科技与现代服务产业带;泰晤士河口则是以金融后台服务、航空航天和军工、先进制造研发为主的新兴产业带。纽约都市圈在纽约市外沿哈德逊河布局发展电子信息、高端装备与都市产业,西南部区域重点形成纽约-新泽西生物医药与现代服务产业带。巴黎都市圈工业重心西移,从市区西郊至西部形成工业轴心,其两侧组成西北—东南向的工业带。

资料来源:BCG咨询,产新智库

分工细化,生产性服务业拥抱近郊区

“高端产业”有低附加值环节,一般产业也有高端内容。随着产业分工的细化,越来越多高端产业将其低附加值、高物耗环节独立于总部运营和布局,如人力资源管理、呼叫中心、票据支付和清算、金融资产管理、数据分析和处理等环节,都不同程度地从前台业务中剥离出来。

以上海都市圈为例,金融前台、商务交流、咨询服务等对专业知识、灵活信息需求强、附加值高的环节,高度集聚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和外滩金融集聚带,而包括数据、研发、档案管理、客服、培训等金融中后台环节,则向地租相对较低的外围区域布局,形成张江科技园区金融信息产业服务基地、昆山市花桥国际商务城等集聚区。

上海都市圈金融功能网络

资料来源:郑德高,郑郁郁等,上海大都市圈的圈层结构与功能网络,城市规划学刊,2017.

北京都市圈,依托其核心区强大的信息产业及总部经济发展优势,在近郊的酒仙桥、昌平、亦庄、顺义天竺等形成IDC产业聚集。近年来伴随着北京市非首都功能产业的疏解,加快推动数据中心新增及扩建项目向环京转移布局,快速形成廊坊、张家口等IDC产业集群。

北京都市圈IDC产业集群分布

资料来源:产新智库根据网上公开资料整理

(截至2016年上半年)

需求牵引,都市消费型工业依旧不可或缺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食品加工、出版印刷、纺织等产业,都属于典型的传统低端制造业,与都市圈高大上的气质实在难以匹配。但纵观国内外几大重点都市圈,都仍然保留着相当比例的这些都市消费型工业。

原因就在于:供给与需求。有需求就有市场,没有绝对低端的产业,只有低端的技术和产品。而都市型工业恰恰可以满足都市生产和生活所需,以其“增值快”、“就业广”、“适应强”的特点,环绕都市圈核心区布局。有高度发达的出版产业,就需要临近能快速响应的印刷工厂;有规模庞大的都市圈人口,食品与服饰的供应生产就不可或缺。

以东京都的制造业分布来看,食品制造和印刷出版工业是各区部就业人数排名第一的制造业。距离东京塔仅8km的目黑区,从业人员排名前3的制造业,分别是食品制造、纺织品制造和印刷业。而在东京都市圈30km圈层的町田市、小平市、东大和市等区域,第一制造业均为食品。

东京都各区部排名第一的制造业类别

资料来源:产新智库,东京都统计局

我国北京、上海都市圈也仍然保留着较大比例的食品制造,从中心区到郊区分散分布。其中,中心区重点布局食品制造总部企业、开发和销售类,郊区重点布局肉类、乳制品等加工处理环节。

在京南80公里的霸州,华夏幸福与霸州市政府合作,围绕北京外溢的休闲与烘焙食品,和服务北京大型连锁餐饮企业的“中央厨房”,打造都市食品产业集群,达利食品、稻香村、颐海食品、益海嘉里等30多家国内外知名食品企业已纷纷落子。

北京都市圈重点食品企业分布

资料来源:产新智库,wind数据库

上海都市圈重点食品企业分布

资料来源:产新智库,wind数据库

总体上,不管大都市产业如何调整,都市圈内仍然会保持一定比例的都市型工业,并向轻型化、智能化、个性化、服务化方向发展。

产随人走,生活配套产业郊区化水到渠成

随着城际交通网络的完善,都市圈区域一体化功能及各中心城市的协作体系逐步建立,有效促进了人口的自由流动,都市圈年轻人口向心、老年人口离心的趋势愈发明显,进一步推动休闲娱乐、医疗保健等向郊区布局;而中心区日益高企的房价与开发空间的限制,也让外圈层成为房地产增量的必然选择。

以东京都市圈为例,外圈层的不动产、卫生保健、社会事务等产业的占比,均高于日本全国平均水平。

东京都市圈琦玉县各产业区位熵

资料来源:琦玉县国民经济统计年鉴

东京都市圈千叶县各产业区位熵

资料来源:千叶县国民经济统计年鉴

都市圈,在时间维度上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空间维度上是一种区域现象,产业将时空有序衔接,让都市圈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有机体。每一次的产业演进和空间调整,都是自身的一次新陈代谢,二者相辅相成,让都市圈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期间,乘坐完新干线列车后表示:“新干线比风还快,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彼时的中国城市,很需要跑,希望有人能推着自己,跑的像新干线一样快。

如今我们还需要跑,但要靠自己调整步伐和节奏,跑的像中国高铁一样又快又稳。